本期目录
◆ 乡庐子夜 | 这个世间亏欠了徐志摩
◆ 寄 北 | 春城何处不飞花
◆ 李 影 | 50岁的“特别生日礼物“
◆ 赵钟鸣 | 诗词三首
这个世间亏欠了徐志摩
文/乡庐子夜
这个人世间，不但养不起诗人，而且我总感到还是亏欠了许多诗人的。离我们最近的年代，是1989年早逝的海子，他只活了25岁；较远年代的是徐志摩，死于1931年，年仅34岁。一直想写写徐志摩的事，2021年11月19日是他的九十年祭日，正好是作某种思考的因由。
有一个场景始终在我头脑里是深刻的印记，就是当徐志摩遇难后，许多文化名人追记葬礼的相关细节，包括对“惨状”的描述。其中有沈从文的回忆，这样写的：棺木里静静地躺着的志摩，戴了一顶红顶绒球青缎子瓜皮帽，帽前还嵌了一小方丝料烧成“帽正”，露出一个掩盖不尽的额角，右额角上一个李子大斜洞，这显然是他的致命伤。眼睛是微张的，他不愿意死！鼻子略略发肿。想来是火灼炙的，门牙脱尽。额角上那个小洞，皆可说明是向前猛撞的结果（沈从文：《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
我特别注意到，给徐志摩戴了一顶瓜皮帽，好像突然感到人们刻意把他打扮成小孩模样，似乎是回味他那孩童式的天真给世间留下的感慨和唏嘘。在我们这个年代，市上是不戴瓜皮帽的，因为瓜皮帽给人的视觉是有些滑稽和逗乐，有时是从年画或连环画中看到小孩戴瓜皮帽，那是一种童趣的符号。而徐志摩本质上是一个长不大的“大孩子”，所以瓜皮帽戴在他头上，也算“盖棺定论”式对他人生的一种了结。这是我自以为是的感想。后来，在编辑民国时期风俗的相关文稿，查阅资料时，才知道瓜皮帽是流行于明、清、民国三代的一种首服，又称六合一统帽、六合帽、六合巾、西瓜帽、瓜壳帽、瓜拉冠、秋帽、困秋等，因由六块黑缎子或绒布等连缀制成，底边镶一条一寸多宽的小檐，形状如半个西瓜皮故而得名。据说，明初朱元璋大力推广瓜皮帽，因“六合帽”概含“天、地、东、南、西、北之一统”，意在为新兴王朝取吉兆。这帽从明清一直流行到民国。
因此，瓜皮帽不是我想像的那样是小孩玩儿的饰品，而是一种正经或正式的首服。所谓为了追念徐志摩的孩子品性，不过是自己的选择性联想。但是，问题又在于，到民国时代，尤其徐志摩的时候，西学东渐，时髦青年人尤其是知识份子，一般追捧西式的礼帽，并以此与长袍、马褂相搭配，从胡适到徐志摩，都是这样一身打扮的。所以，我还是经常脑中徘徊给徐志摩戴瓜皮帽有何特别意义。人的固执和联想的本能，是没有办法的，但于我总认为是事出有因的。而且这种联想，其实离现实也没有差距到哪里。那个年头，世道是那么黑暗和冷酷，文人和官场混为一体搞不清，唯独徐志摩还是保留了些许的童真，他活着许多人欺负他，死的时候才会惦记他的童心，以一顶瓜皮帽表达哀思，代表人世间对他的亏欠，让他永远活在孩童般的单纯中，活在诗歌和爱情中。就像林徽因在徐志摩周年祭日写的诗《别丢掉》一样，那种追忆和缅怀中体现出的清冷哀怨以及伤感与痛苦，是一种对“可遇不可求”的惋惜，全诗三个关键句：“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你仍要保持着那真”，三句中三个关键字，一个情字，一个真字，再加一个热字。远比徐志摩理性和现实的林徽因，知道这个世界少了徐志摩就意味少了什么，所以，任谁也无法离开徐志摩去作其他人的想像。作为人世间的一部分，林徽因也是“亏欠”徐志摩的，却也知道“真”的美好，并劝九泉之下的徐志摩“别丢掉”，可见世人对有些东西还是留恋和需要的，所以就有了这样的诗句：“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
我一直以为，徐志摩在那个年龄突然死去，应该是他唯一的宿命，或者说是死得其所。因为，以徐志摩的“情”和“真”，他是无法在那样一种社会中生存下去的。那架失事的飞机，不但在11月19日摧毁了他的肉体生命，而且把他的精神撕裂在从上海到北京的这一条致命航线上。北京那头除了有他追了多年没成的林徽因，还有世俗的粮票，而上海这头有不肯放弃灯红酒绿而随夫赴京的陆小曼，他为了一张廉价的免费机票，同时，又背负着满世间的舆论指责，不谙人情世故险恶，又不懂如何回击恶人，在这个世间上继续生活下去，不但是一种折磨，而且实在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甚至会毁了一个诗人。因此，一个名叫徐志摩的肉体消失了，而一个充满诗意和情爱的烛光，却就此点燃，一直在黑暗的世界中照亮许多人的精神。
那一刻他死去，从此不会再长大，一切美好的东西也就此凝固。现在许多崇拜徐志摩的文学青年，应该为此而感恩。
徐志摩生长的那个年代，是一个黑暗的年代，也因此是一个充满寻找光明的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我们所知道的那些著名的文化人，其实都曾经在政治活动中是热血青年。胡适不必说了，像鲁迅和周作人，二人甚至对日本的新村运动（即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公社）产生过极大的兴趣，而且参与和体验过。他们认为社会和世界有变局，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唤起人心推动变革。问题是，那个年代普遍流行的观念和行为方式是，“年轻时不左倾是没有良知，年大了以后还是左倾就是没有理性了”。
徐志摩从一开始并不是个诗人，而是充满了乌托邦理想，是一个自以为“革命家”的青年。他曾回忆说，“一个在三十岁以下的人看了现代社会的状况而不是革命家，他不是个痴子，定是个傻瓜。我年纪轻轻，不愿意痴，也不愿意傻，所以当然是个革命家”（《南行杂记》）。他这种理想主义，与当年的大多数作家都有同样的开始。问题是，许多热血青年后来都走上了理性之途，包括鲁迅和周作人后来的发展，显然都是越趋成熟和冷静，他们理所当然不能免俗。但是，对徐志摩来说，一方面他同样避免不了那种从追求、疑惑到失望的轨迹，用他自己所说的“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猛虎集序》），另一方面，他又恰恰总是“长不大”，他一直为自己的理想世界去闯荡，但是却动辄就把自己的退路断了。在人世间，这是一种难得的可爱和罕见的真情，却也是他命运的致命之处。
徐志摩没有像鲁迅和周作人到日本的经历，他在父亲的支助下去美国留学，父亲要他学金融学，他的“野心”却是梦想当“中国的Alexander Hamilton”（美国政治家，曾任开国总统华盛顿的秘书）。他在美国学政治和历史，充满雪耻图强的热情，最可爱的是，他和同室的四人协定章程，每天早晨六点起床，七点举行朝会，晚上唱国歌，十点半就寝，甚至参加大学的军训，以便回来报效祖国。这个时候，他对社会主义学说产生了兴趣，但是他本质上又是一个与世疏离的天才，而且性格容易冲动，他从哲学中寻找自己的思想根据，突然又迷上了罗素的思想。他以为罗素肯定会接受自己作为弟子，于是，在还没有同罗素联络下，自己突然“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学大博士的引诱”，直接坐船去英国寻找罗素了。这种举动是胡适、鲁迅、周作人、沈从文等都做不出来的，徐志摩是一个完全缺失理性的“大孩子”。问题是，他风里浪里好不容易到达英国伦敦后，才知道自己崇拜的恩师罗素已经被伦敦大学除名，此时已到中国讲学去了。这无异是徐志摩人生中的一大遗憾，甚至是一大败笔。
这一败笔，使中国少了一个未来有可能的哲学家或政治家，却产生了一个充满情感逸事的诗人。徐志摩不能再回美国，于是用他的话说就在英国“混”了，也学过经济学等。英国两年他基本是在剑桥大学度过的，剑桥的自由风气把他陶冶成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而且在那里他认识了正在英国留学的陈西滢，以及外交家林长民，从他那里认识了其女儿林徽因，于是我们所知道的徐志摩的大多数故事，便就此展开。不管如何，徐志摩不恋学位，不恋金融家的实惠，而醉心于哲学和社会改革，毕竟还是一个非常有理想主义的青年。而这个所谓的“理想青年”，少了同类人中间那种利益和仕途的谋算，这就是一个人与众不同的另类性格。徐志摩或者把诗人的情操融进了政治的理想中，或者把政治的理想演化成诗人的行为模式，虽然都让人感到有一种美学的观感，但两者毕竟是对立的世界，一旦逾越，就形成展示过程中的致命弱点。徐志摩与当时同类的政治和文化精英有迥然不同的命运和下场，这是一个最要害的原因。这种人对世间是无害有益的，但世间往往是亏欠这种人的。
所谓人世间，无非就是三方面的关系总和，一是人的社会关系，二是人际情感关系（包括家庭和亲情），三是职业或职场关系，徐志摩都无法处理好，或者说，是这样一个人世间无法让他处理好。非常有意思的是，徐志摩在英国尤其是剑桥那几年，他是相当讨人喜欢的。他同狄更生成为好朋友，狄更生喜欢戴徐志摩送给他的中国小圆帽（应该是瓜皮帽罢），两人长期保持友谊。徐志摩在英国很有人缘，所以结交广泛，穿着一身中国长衫，出入于各大学和组织，在各种沙龙里周旋自如，他对人无恶意，别人对他也以善处之，加上有林徽因这个红颜知己，那几年应是徐志摩最快活和最轻松的日子，犹如小孩般的天真和享受。剑桥那一方水土使徐志摩以为就代表了英国，于是他在贬斥德国、法国和美国后，说世界上比较像样的地方“就是英国”，这其实就是他自己内心的乌托邦想像。
当回到中国后，这一方水土显然不同于剑桥，在卷入了要涉及其他人的事件时，这个世间对这个没有长大的小孩子就是险恶的了。徐志摩自以为是的单纯理想，有时其实是一种清高。他在上海期间，想从政治回归到诗和文，从事写作和教学，以示与要做政府“诤臣”“诤友”的胡适等人不同，这种行为模式是很符合他的天性的。这种天性甚至引起茅盾的重视，说他“有一颗艺术家的良心”，“五四以后的新诗人中，徐志摩有着重要的地位，他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诗人，是很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论徐志摩》）。茅盾说徐志摩三十岁左右正处在“变”的关口，没详说变什么，但徐志摩那种小孩式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却是许多不同的人期待“变”的。可惜他是变不了的。
这个民族不养诗人的，当然不只徐志摩，诗人得全靠自己的经营才能出诗，有些甚至是要在“诗以外”做文章才能得以生存下去。然而，这于徐志摩来说，全是他的短项。徐志摩不但坚持“纯艺术”的宣称，而且也坚持“纯爱情”的追求，在那样一个凶险的人世间，这无异更为自己埋设了人生的地雷。那个年代，中国的文学界是超乎人想像的复杂，不要说革命派和自由派水火不融，就是每个派别之中也是宗派重重，稍有碰撞都会大干一仗。徐志摩的诗吸引了一部分人的注意，却也为有的人侧目，他不会主动攻击别人，却不免遭受流弹。当时刚进入《晨报》副刊的主编孙伏园，因为发《阿Q正传》而与鲁迅关系极好，于是发了一篇鲁迅讽刺徐志摩的打油诗。报纸这样做显然不妥，于是被总编辑刘勉己抽下来，而孙伏园事后知悉，愤怒责问刘勉己并挥拳击去。这拳打没打到，后来有不同传说，孙伏园自己也有几个版本，这都是后话，但徐志摩随意遭名师讽刺和糟蹋，也可由此一见。鲁迅和徐志摩两人的领域、职业和利益构不成敌对关系，两人既无恩怨也无纠纷，因此，随意拿徐志摩开涮，基本上是不把他放在眼里，可以像个小孩子随意说上几句。
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不单纯，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不但夹杂了无可避免的宗派主义，而且也无缘无故有许多个人恩怨，这种世道并不是徐志摩这样的人所能应付的了。即使他空难致亡，世人对有些事仍然耿耿于怀。平素与徐志摩并不来往的女作家冰心，在致梁秋实信中坦承“人死了什么话都太晚，他生前我对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然后刻薄地说，“究竟是『女人误他？』还是『他误女人？』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他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显然冰心的怨怼是冲着女人去的，只是随意把他捎带了。徐志摩死后两年，冰心还发表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这是公认的以徐志摩为原型的影射作品，女主人公原型大家认为是林徽因，冰心不承认，后来说是陆小曼，但既然是小说，倒是不必拘泥于细节，问题是，作品发表后林徽因把从山西带回的一坛山西陈醋送去给了冰心，这种女人之间的微妙心思还是说明问题的。
冰心和林徽因其实是两个女人的冷战，把无怨无仇的徐志摩牵扯进来，是徐志摩的倒楣，但起码说明了，那个世间对徐志摩的伤害是轻而易举的，许多人认为对无权无势的徐志摩随意地亏欠一下，是不需要经过风险评估的，尤其对他的男女情事进行落井下石，隐约之间还可为自己占据道德制高点。
愤怒出诗人不适用于徐志摩，他很少有“愤怒”，反而应是“爱情出诗人”。对于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来说，“唯美派诗人”徐志摩闹出的事，基本上都是他自称的“纯艺术”和“纯爱情”所致，这是没有办法让他改的，但事实上也有他的理由。徐志摩追求林徽因，最初的障碍是尚未和前妻张幼仪离婚，但当他与张幼仪离婚后，仍然遭到自己的恩师梁启超的坚决反对，这固然难以避免仗势欺人之嫌，问题是徐志摩后来与陆小曼结婚，心地善良的他邀请梁启超为自己证婚，没想到两位新人在婚礼上领受了一通严厉的训斥，这就是史上独一无二的“证婚词”。人们可以从善良方面进行解释，美其名曰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但新婚大吉不应有这种举止的，尤其梁启超毫不避嫌（毕竟他的儿子娶了林徽因），当众批评新人，确实是过分的。也许在梁启超看来，徐志摩既然长不大，不妨随便训斥一下，谅徐也不会反抗。结果当然是这样，徐志摩和陆小曼双双聆听训斥，忍受这种婚礼的尴尬和无理，反倒凸现了两人的可怜，而徐志摩的可爱，也就同他的本性一致了。
这个人世间对徐志摩的亏欠，就是这么实在的。徐志摩的“纯艺术”和“纯爱情”，实在是由他的生性本质决定的。作为中国诗坛上一颗灿烂的明星，徐志摩的世界观没有被任何意识形态主导，超越党派，超越主义，超越阶级，是一个纯情的诗人。这是徐志摩给我们文化留下的真正遗产，这才是最重要的。他在男女爱情方面，有他不周或不妥的失当，但人们应该注意到一个事实，对所有人的感情，他都是公开光明的，是以感情为先，没有任何利益交易，而且敢于作出个人的牺牲。有些事放在别人那儿是极要隐秘的，唯徐志摩却像小孩一样，包括狎妓和拈花惹草之事，凡事向陆小曼如实禀告，“我是透明的，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只是两个人都是长不大的孩子，互相不懂体谅，或者相互折磨，这个世界要不亏欠徐志摩，也是说不过去的。
坦诚地讲，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徐志摩情事，在二三十年代那个文化和社会背景下，不能算是什么太出格的事。他与林徽因的故事，有非常美丽的一面，人们指责他无非还有前妻张幼仪的婚姻。本人妻妾在旁的梁启超以道德高度训斥徐志摩，当有时空倒置之感。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婚姻是那个时代的不幸，作为一个新文化时代和接受过西方完整教育的诗人，他本来就应有对追求感情幸福的认知。他与陆小曼婚姻的不幸，既与两个人没有长大有关，也同徐志摩父亲气愤之下断绝经济之助有关，这些都构成了人世间对徐志摩的亏欠。
问题在于，后来人们关注徐志摩的“情事”，更多地是着眼于实体的人和事以及有故事性的细节，但是，却忽略了从中透显出诗人关于爱情的理想境界和想像，就如多年以后，林徽因也曾对自己的儿女说：“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像出来的林徽因，而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 林徽因是当事人之一，显然她自己这种通过近距离的观察和感受，还是能打开徐志摩爱情观的一把钥匙。
林徽因应该也是亏欠徐志摩的，但是，她应该知道徐志摩在人世间留下了什么，而且是稀缺和值得珍惜的。人们当然无法得知她和徐志摩之间究竟有哪些真实故事，但是，那首《别丢掉》却清点了徐志摩的人品和精神，无论她是否感到自己有无亏欠徐志摩，但至少她从徐志摩那儿感受到了生命的真实，灵魂的反思，人生终极的探索。真实的而不是表面上的徐志摩，可能是林徽因一种潜藏的永恒审美。
徐志摩直至死，做的都是两件事，一是诗，二是爱，而他从来不做的两件事，一是写诗时不在“诗”之外做文章，二是谈爱情时不在“情”之外做文章，他的诗有私人的感情，但没有“私货”。很少对他人有恶意，批评他，就像欺负小孩一样，他最多回几句，却从不作私人攻击，说徐志摩与人为善实在是不过分的。徐志摩的性格，是一种长不大的小孩子，例如不会撒谎，这种性格既不适合从政，也不合适去做那些需要成年老道才能完成的风流韵事。悲哀的是，这两种事他都想去做，这就是一种宿命。这种人要在那样一个人世间生存和实现自己的理想，当然是不识时务的，他在34岁那年乘上那架致命航班，实在可以说是“死得其所”，是造物主给他设置的解脱和逃离苦难的命定机制。
徐志摩身上那种“诗”和“情”的天赋和天性，具有美的审视价值，但这并不说明他本人就是一个道德至高者，一方面这个道德概念在这里很难有一个标准界定，另一方面徐志摩本身的脆弱和孱软，都使他的性格和命运呈现了极大的复杂性。那个致他于死地的人世间本身也是复杂的，有亏欠他的，但有一个人肯定是没有亏欠他的，这个人就是陆小曼的前夫王赓。王赓也是一个文化人，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算是文武兼备，为人真诚不疑，因为托徐志摩照顾陆小曼，酿成此后的风波和悲剧。手里有枪的王赓虽曾怒而走上极端，但还是冷静下来，最终成全了陆、徐二人。被世间亏欠的徐志摩，在这件事上是亏欠了王赓的，这个帐徐志摩心中应该是清楚的。王赓是成功人士，当然不像长不大的徐志摩和陆小曼，他的放手为悲剧设置了停损点。王赓是这些故事中唯一也是最无辜者，这个社会里很多人是不如王赓的，这在历史中应该是有一笔的。凭心而论，王赓和徐志摩都是性情中人，这是他们成为好朋友的原因，唯一的差距是王赓少了徐志摩那种不顾一切的浪漫主义，这也是他和陆小曼之间的悲剧漏洞。离婚后王赓终身未娶，但仍关心和爱护作为前妻的陆小曼，即使在徐志摩死后仍竭尽己力照顾她，这都是佳话。王赓的故事是这个世间亏欠徐志摩的一种补充和平衡，不从悲剧美学的角度去审视，就很难摆脱好人和坏人评判的纠缠。
徐志摩死后，蔡元培为其写的挽联是：“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坐卧也可死，死于飞机事件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蔡元培应该认为这是命运给徐志摩的设定，一个无法从诗歌和感情走出来的人，一个不愿意从小孩的天性成长为老滑世故的成年人，迟早总有一天会面对肉身的终局，不让被人津津乐道的故事继续延续下去，而把那些最美好的东西形成一个定局，才让我们今天有了这样一个可欣赏的诗人。人世间固然亏欠了徐志摩，但徐志摩却以自己的诗（也包括故事），为这个亏欠他的世界作了回报，人们应该为此感慨，也应该感动。
（本文写于2021年11月）
作者简介： 乡庐子夜，真名张志业，加拿大华裔学者，《文化中国学刊》总编辑，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国际儒学联合会（北京）理事。1979至1982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新闻学，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任职新闻单位，参与多份报刊的创办和编辑工作。1992年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法学院任客座研究员。1994年创办以“文化中国”为名的学刊。
春城何处不飞花
文/寄北
温哥华的春天真是美得无可比拟。我好久没拿到超速的罚单，除了罚怕了以外，功劳都得归她。
从三月开始，先是粉嫩粉嫩的李子花和皎洁如月的樱花，然后是纯洁高贵的广玉兰，再然后是姹紫嫣红的杜鹃和铺天盖地的复瓣樱花。棵棵都开得艳光四射，一副不到极致誓不罢休的派头。每天一出门，眼睛便如久不近女色的花花公子，忽遇一群明眸皓齿的仙子，左看看不够，右看更看不够。就连温哥华的树叶子也都非同凡响，片片都有和花们一争高下的劲头。最好看的一种，开白白的灯笼似的成串的小花，并不起眼，新发的叶子却是红颜色的，齐齐地聚在枝头，老远就把你的目光捉了去。如果前一晚下了雨，第二天的路上便洒满了花瓣。缓缓地在上面走着，再加上风一吹，花瓣翩翩地绕着你起舞，便有做新娘的感觉。
这已经是我在温哥华的第二个春天了。去年这个时候，因为新工作刚开始不久，每天疲于应付，等稍微闲下来，她居然悄没声地溜了，影子都没能留一张，恨得我直跺脚。一转眼，她又巧笑盈盈地出现在我面前了，害得我周日总在上班的路上流连忘返，周末更是一有空就开着车在西区僻静的小街上乱转，而温哥华人似乎个个都是园艺天才，每家每户的前院都可入画。
我尤其喜欢这里的杜鹃花，据说有八百多种，最早是从中国引进来的，经过这里的花农杂交后，变得几乎每一种颜色都有，不光花色纯净，而且总是青翠欲滴，鲜艳夺目。开花的时间也不一，有的甚至冬天都能开花，一到三月，就更不在话下了。差不多家家门前都有栽，大的，小的，红的，紫的，棵棵都是千姿百态，错落有致。不少人还喜欢将一种开小红花的杜鹃剪成圆球状，在早春时节绿叶子还没来得及发芽的时候就缀满了枝头，远看就是一团团火红的花球，没有一丝杂色，直教人挪不开步子。难怪有人说温哥华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了。
北京来的坤比我小好几岁，平时都是我给她讲大道理，但有时她不经意说的一些话却常常让我受触动。那天因为是周末，我们吃完午饭便一起到外面散步。人行道旁满是李子树，李子树上又开满了新娘的粉脸似的李子花。坤惊叹温哥华的早春如此美丽：“你觉不觉得这里的花开得比别的地方更好看？”我点头同意，说可能是这里的气候温和，雨水又多的缘故。
“这一趟温哥华还真没白来。”坤又说。我于是问她是怎么到温哥华来的。原来她那年研究生毕业，给分到一个研究所。她兴冲冲去报到，居然没有一个部门要她。每天帮这个倒倒茶，给那个复印几篇论文，她整一个打杂的，两三个月了，还没见上面有任何动静。她却也没特别地着急，我想天生我才必有用，我本事在这呢，总有一天会用上。果然不久就来了一个课题，活挺多，就有人看她特勤快，叫了一起干。这一干就显出她的水平来了。然后又因为她的外语不错，被派往韩国菲律宾开了两次会。再后来就越干越欢，最后被选派来温哥华，成了访问学者。
坤长得小模小样的，人本来又年轻，我把她的学者身份介绍给别人的时候，就常引来一阵惊叹。
“真是佩服你。”我由衷地说。现在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个“飞速”的社会。到处都是速泡面，速溶咖啡，公司里三个月没见到成效就叫你走人。人本来就是一种没有耐心的高级动物，现代社会更把人培养得越来越没有耐心。换了是我，别说是打三个月的杂，就是两三天也得闹翻天。也许是从小到大都挺顺的缘故，所以一直到现在，还是一点委屈都受不了，结果可想而知，很多可以做好的事情都让我搞糟了。
“该忍就得忍。你看这些花儿，一冬天不都得忍着。春天一到，自然该干什么都干什么了。”坤已经很有些哲学味道了。
我伸出双手，马上就有两片花瓣轻轻飞落掌中，感觉就像静夜里有婴孩的手指轻轻划过皮肤。
真的是呢。我心想：人要是有春天一半的笃定，就什么都不用愁了。
春天又来了，真好。
二零零一年五月于温哥华
作者简介: 寄北，本名陈红韵，江西临川人。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MD），加拿大新布朗威克大学（PhD），和多伦多大学（Post-Dr）。曾任制药公司高级研究员和部门主任。她于1981年开始写作和翻译，其散文、诗歌和短篇小说散见于国内外中英文报纸、电子杂志和数十本选集里；专辑有《你知道怎么爱吗？》等；数篇作品在北美获奖。翻译作品包括《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国情怀》等；2021年获法拉盛诗歌节翻译佳作奖。
50岁的“特别生日礼物”
文/李影
2010年8月的一天，在法国巴黎飞往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空客上，飞机已经飞行在空中一个半小时了，安娜还沉浸在法国香榭丽舍的眷恋里。这次的欧洲之行，是她为自己精心准备的50岁生日礼物。此刻，她所环游的西欧8个国家12座城市，包括罗马大教堂、凡尔赛宫、大英博物馆、威尼斯水城，维也纳歌剧院，巴黎圣母院等，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
机舱内传来空姐的送餐播音，打断了她的回忆。这时，一股突如其来的巨大闷压感，瞬间让她喘不过气来。恰在此时，空姐推着餐车经过她这里。由于语言的差异，人在求生之时脱口而出的是母语，安娜迅速抓住法国空姐的衣角，叫出一声：“水”。
空姐一头雾水。还没等空姐反应过来，安娜顿时昏迷过去，身体一下就顺着座椅出溜下去。
立刻，机舱内一片繁忙，空中急救迅速展开，有经验的机组立刻广播：机上是否有医生在这趟飞机上？立马就有5位从法国飞往蒙特利尔参加学术交流的医生站出来，迅速开始实施急救措施。他们把飞机上的毯子用来做担架，机组调整了头等舱座位，几个人抬着把安娜从经济舱抬到头等舱放平。
此时的安娜就像在做梦一样，她从小到大的经历就像一部放映机，依次从脑中闪过。她的灵魂，仿佛来到了天边，可又好像有只强有力的手臂把她从天边又拉回了人间。当她的灵魂从遥远的太空飘飘悠悠由远而近时，她听到有人在叫她。她慢慢地睁开眼睛，看到的是周围几个大汗淋漓的医生在异口同声地说“救过来了，救过来了”。
机组又在乘客中物色了国语翻译，便于和安娜更有效的交流。有人递过来听诊器，有人开启了硝酸甘油注射，一个不言而喻的接力赛，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大家全力以赴，只想让这个生命回归。此时的安娜，尽管还不知道自己能否闯过生命的难关，但这些素未谋面的天使们的大爱，让安娜感动得流出了热泪。虽然语言不通，但此时的泪水，凝聚了千言万语的感动。
这次的空中突发事件，跨越了地域、时空、种族。此时此刻的人们，一心关注的是安娜的生命迹象。善良是不分国界和地域的，人性的光芒，在狭小的空间里充分绽放。
这次“历险记”，成了安娜一生的难忘记忆。尽管当时在病危中，她无法得知这些人的名字，但那组镜头，深深镌刻进安娜的心灵深处。从此，安娜把这份“50岁的特别生日礼物”，作为永久的纪念，并激励自己：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当生命需要帮助的时候，她也会竭尽全力！
看到这里，我想读者一定会问：你是在写小说吗？或者是在写别人的故事？我要Say No，那个安娜，就是我的英文名字。之所以选择用第三人称叙述，是因为我无法以一个病危者的身份，客观描述当时的一切。而用他者的口吻，容易获得“上帝的视角”。
人的一生，有此遭遇，死里逃生，无疑会更加珍爱生命。这次跨国界、跨种族的“生命接力赛”，将使我受用终身，我会焕发所有的生命能量，把剩下来的“上帝赐予的时间”，用在造福世界、造福他人上，哪怕只是绵薄之力。
作者简介：李影，（网名：红枫叶）1998年移民加拿大，开启创业之路，曾经在加拿大阿省运营知名品牌加油站。目前居住在温哥华，担任加拿大枫之声传媒秘书长，加拿大诗韵艺术家俱乐部创始人之一。热爱朗诵，积极支持与参与社区多元文化活动。
赵钟鸣诗词三首
文/赵钟鸣
望海潮·临海寄远
沧溟沉璧，惊涛浮雪，苍然暮色交加。
帆影破空，鸥踪掠碧，夕阳碾碎残霞。
深海幻星槎。正长鲸息浪，蚌没汀沙。
数点寒鸦，飘游何处向天涯？
凝眸极望中华。看东风有信，先到谁家？
冰泮柳苏，泥融草醒，家山已绽新花。
悠思泊潮斜。念此身如寄，何日还车？ 待得春来月满，重话旧窗纱。
西江月·冬至夜思亲
雪锁云城冬节，灯涵枫国羁身。
家山炊雾正氤氲，沸了汤圆几寸。
微信翻来又止，语音欲录还吞。
隔洋月色各三分，两处霜花同印。
七律·冬夜悼邻窗族兄
青衫并垄事农桑，夜牖分辉照缥缃。
五十年间星斗转，三千里外水云长。
旧窗灯影摇空寂，新冢松声咽晚凉。
最是相逢为永诀，从今怯见雁成行。
作者简介：赵钟鸣，加籍华人。祖籍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博士。曾执教于武汉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现就职于一家大型计算机咨询公司，任软件高级工程师。业余爱好诗歌，现为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理事会理事，文学作品散见于各种报刊及网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