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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庐子夜 | 《围城》之后，再无文人电视剧
◆寄 北 | 真正的问题
◆张 冰 | 我将五月写成诗
《围城》之后，再无文人电视剧
文/乡庐子夜
作者简介
真名张志业，加拿大华裔学者，《文化中国学刊》总编辑，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国际儒学联合会（北京）理事。1979至1982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新闻学，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任职新闻单位，参与多份报刊的创办和编辑工作。1992年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法学院任客座研究员。1994年创办以“文化中国”为名的学刊。
相隔三十年，《围城》重印出版是一九八零年，但除了海外有一股小小的翻译出版热潮外，整个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影响不大。后来引起注意并在民间广泛的读者群掀起热潮，是在九十年代初。促成这个热潮的突然出现，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因素就是电视剧《围城》的拍摄和播出。现在回过头去看，假如不是这个电视剧，小说《围城》不会在那个短时期内有规模性的效应。关于这部电视剧，可以有两个方面的观察，一是围绕电视剧拍摄所形成的一个文人事件，即文人电视剧的尝试和成功，这是中国文学和艺术史上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件；二是电视剧播出对《围城》主题的强化和诠释，使小说原著在广泛读者群引起重视和兴趣。
在电视剧之前，小说《围城》在社会面上影响并不大，起码对导演黄蜀芹，以及剧组的主要演员来说，此前并没有读过小说，许多人都从书名上以为这是一部有关战争题材的作品。对于一般的编剧、导演和演员来说，小说《围城》并不是特别适合拍摄成影视剧的，因为没有明显的故事悬念和冲突，也没有能够足以打动人心的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更没有任何衬托时代背景的大场面和小场合。影视剧主要以视觉形象作为艺术表现方法，但作为讽剌性的《围城》，里面的人物和故事并不是以可视的事件和故事展示的，更多是以口头语言和即兴幽默进行表现。这样的作品本来就比较适合诸如话剧一类的语言艺术作为表现方法，因此，甚至连小说原著作者钱钟书对用电视剧拍摄《围城》，从一开始就不感兴趣和不抱希望，而且事先就声明，小说是一个创作，电视剧也是一个创作，提前与电视剧撇清关系。拍摄过程中，剧组几次就剧情请教钱钟书，这位老先生都是不情不愿甚至不耐烦的。这里面原因很多，但基本原因就是对《围城》是否适合搬上荧屏存在疑虑，弄不好就会变成一部耍嘴皮子的荧屏版话剧。
而最终电视剧《围城》取得成功，确实是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不但创下了可观的收视率，而且为小说原著拓展了纵深的读者群，从文化学界直到市井百姓都读《围城》，同时创造了巨大的作品的周边效应，诸如方鸿渐克莱登大学文凭、四喜丸子曹元朗式的宝贝、褚慎明和董钭川式的遗老遗少、三闾大学的勾心斗角等形象，都成为耳熟能详的观察社会现象的经典隐喻或指代。而最大的看点是，电视剧来之于小说，又还之于小说，小说中原本的人物还是相当抽象和语言化的，但电视剧把原著中一些主要人物都赋予了有血有肉的具体形象。许多人都有一个共识，陈道明饰演的方鸿渐就是真实的方鸿渐，英达饰演的赵辛楣就是真实的赵辛楣，英若诚饰演的高松年就是真实的高松年，沙叶新饰演的曹元朗更是令人叫绝的四喜丸子；即使那些临时过场的人物，也是一个像一个，吉米张就是吉米张，小寡妇就是小寡妇，妓女就是妓女，几乎从主要人物到次要人物，他们的外在形貌和性格特点，都通过电视剧进行了塑造并完成，而且在观众的认知中基本就是如此定型了。可以说，这种对人物内质和外形的把握，以及相应的演员配置，在影视剧中几乎从未有过如此的完美和适切，起码，如果以后有人再想重拍《围城》，就很难从观众的心理上企图超越了，即使再优秀的演员，也会让观众拒绝对人物形象的改变认同。
从原本的意义看，电视剧《围城》一方面固然是面向影视的票房和收视率，但另一方面，这个剧也确实是一些文人雅士自己过瘾地“玩”了一把艺术。从没看过原著《围城》的导演，一看小说就被打动了，好像有了发现，决定在这部没有具体情节的作品上好好玩一把。她除了大胆启用一批年轻演员外，也让一些负有盛名的老戏精都纷纷在电视剧里客串，这就让人耳目一新。英若城饰演高松年和英达饰演的赵辛楣，这父子俩算是玩得很尽兴的，但最让人感到好笑的是，是著名导演吴贻弓一家三人上场，他演方鸿渐挂名岳父周经理，老婆张文蓉饰演岳母，儿子吴天戈则跑到方的老家饰演方的一个兄弟。在一般情况下，所有的导演拍戏时间长了，手都会发痒，要自己出镜演个人物过瘾，而印象中吴贻弓很少有这种冲动，好像此前也并没有出过镜，所以他挤进剧里亮相，算是一个新闻。应该是小说本身的精彩和当时文艺界的气氛，让他忍耐不住要玩一把的。周经理应该是无锡那个地方的人，打铁，磨豆腐，抬轿子，土产中艺术品以泥娃娃最出名，钱钟书讥为“铁的硬，豆腐的淡而无味，轿子的容量狭小，还加上泥土气，这算他们的民风。就是发财做官的人，也欠大方”，从这个背景下塑造周经理，吴贻弓演得维妙维肖，既精于计算，又怕老婆，又要在方鸿渐面前充好人，时常有一惊一乍的神态，观众看他的表演，想到这就是平常不出镜的吴贻弓，都能会心一笑而倍加欣赏。据说，后来陈道明因此而一直以“老丈人”戏称吴贻弓。他们这些人通过拍戏玩一把，知道内情的观众也跟着开心一番，都可以成为文坛佳话。
“文人电视剧”从学术上讲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就电视剧《围城》而言，不过是一个有特点的艺术个案，但更主要的，这其实就是一个文人事件。这些文人兴至即来玩一把，而所玩的恰恰就是文化名人的文化名著，《围城》当然成了一部难得的文人电视剧。电视连续剧在中国大陆出现较晚，当然此前没见过什么文人电视剧，而《围城》以后，社会背景和文艺氛围巨变，事实上也没有再出现类似的文人事件和文人电视剧。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剧《围城》在文化和历史上的意义不应低估。
这种文人现象在中国好像是有一定传统的。笔者写重读《围城》系列过程中，朋友向自己转了一个信息，说近读杨绛传颇有意思，方知钱钟书的《围城》是受夫人杨绛的剧本启发而作的。孤岛期间，滞留上海的一些知识分子想做点事情，李健吾、柯灵、黄佐临等便办起了剧团，可没有好本子，于是找杨绛编几个。杨绛是个什么都想一试的人，满口答应，看看易卜生，念念曹禺，便动手将身边的家长里短，琐琐碎碎，拿捏成了几出生活戏剧，经黄佐临精心排练后上演，立即轰动上海滩。杨绛当时还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小学校长，里里外外琐事不断，然只要动手写作，满肚子的故事，满脑子的细节，一起涌上笔端……就这么杨绛成了“著名编剧”，让她的老同学李健吾羡慕不已。杨绛所写的剧中人物个个生动真切，其生活中的原型也都是钱钟书所熟知的人，结果故而也激起他的念头，写部长篇，再现这些个性格各异的各种人物，于是教书之余，每天五百字的灯下描摹，两年之后，《围城》出版了。杨绛一看，书中的人物，她个个知道谁谁是谁，特别是钱钟书的笔端描写的人物心理活动，尤为幽默生动，杨绛和钱钟书两人一面看一面哈哈大笑。
所谓“一些知识分子想做点事情”，以及所谓杨绛“什么都想一试”，用俗话就是“什么都想一玩”。Play者，“玩”也。这在中国文人中是一个很可爱的现象，同时也浮现了这些文人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意境和心志。民国时期，不但文学艺术界人士，几乎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群体，都有着杨绛那种“什么都想一试”的心态，出报纸，办刊物，演文明戏，让民众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什么都想一玩”当然需要一定时空背景支撑的，后来就很少见了。八十年代，在国内和朋友办了几份杂志，有时见面就会互相问“下一次玩一本厚的还是薄的？”把工作和创意视为“玩”，这种心态还是不错的。当中断几十年后，一批文人把《围城》玩了一把，并把它搬上荧屏，形成了一部文人电视剧，更让人见识了这种“试一把”“玩一把”的心境和心态。导演黄蜀芹在骨折休养一百天后，由丈夫郑长符推着轮椅上片场，坐在轮椅上指挥拍戏，自称是“最惬意的导演”，这就是“玩一把”的境界了。
八十年代的文艺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品多，创意也多。在一个蠢蠢欲动让人“什么都想一试”的年代，文人心情好，心境随之也高，这就是文人电视剧得以产生的氛围。围绕电视剧《围城》，观众看的是热闹，但就策划者来说，他们自己玩了一把文人的事，也是很过瘾的。而且这种玩，是可以玩出大事的，例如，方鸿渐就玩出了名演员的陈道明。八十年代陈道明还不怎么出名，拍了一个皇帝，但皇帝远不如后来方鸿渐那么深入人心。他真正为世人所熟悉，就是电视剧《围城》。黄蜀芹挑选的演员，几乎都是胜任角色的，但陈道明不但恰到好处地演绎了方鸿渐，而且基本融入了这个角色的所有形上和形下的特点。笔者经常有一个思考：现在我们甚至很难分清楚，究竟是陈道明演出了方鸿渐，还是方鸿渐演出了陈道明。因为陈道明虽然演技娴熟和高超，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在扮演角色中，经常会泄露“陈道明”的本色。许多时候，我们看陈道明的影视作品，有时从他一个动作或一个口气，立即有一种“这是陈道明”的感觉。例如他时常会表现一个“无奈的叹气”或“无奈的摇头”动作，在不同的作品里都会相似地出现，成为标志性的肢体语言，这就会使角色的真实性有所削弱。但是，偏偏在《围城》中，没有任何做作，没有任何己身的渗入，“陈道明”变成完全和真实的“方鸿渐”，或者说，“陈道明”和“方鸿渐”完全融为一体。电视剧《围城》之后，当我们看“方鸿渐”时，会自然地联想到“陈道明”，而看到真实的陈道明，也会自然地联想到“方鸿渐”。这无论如何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和从皇帝身上看到“陈道明”是完全不同的感受。也许，陈道明的清高和自谨，浊流之中对清流的向往，甚至有些恃才傲物，在性格上与方鸿渐有相似之处，所以很容易融为一体。这种事情和效应，只能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自己一直以为，有陈道明出演方鸿渐，是方鸿渐的福气，但有方鸿渐这样一个角色等着人去表演，这又何尝不是陈道明的福气？电视剧《围城》建立了不少功德，这应该算一个。
把小说的《围城》搬上电视剧，其实不是说玩就可玩的，其中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作为以视觉艺术为主的影视，如何克服小说不是以故事而是以议论为主的方法，就是检验编剧和导演的改编能力。《围城》的最大特点是讽剌和幽默，许多表达都是无法通过演员的肢体形象表达出来，如果走捷径的话，就是通过大量的旁白进行诠释。这样不但无法适应或满足电视观众的欣赏要求，而且也无法达致创作人员想把《围城》拍成一部文人电视剧的初衷。因此，在编剧对小说的选材上，导演对场景的设置中，以及演员本身的体验和发挥，把钱钟书对人生、生活、周围的人和事观察，具有独特意义的情节挑选出来进行强化和渲染，既保持了讽剌和幽默的特点，同时又坚守了影视剧作为视觉艺术最重要的原则。结果，这部电视剧并没有大量采用旁白，每集大概只出现两至三次旁白，都是在需要画龙点睛的时候出现。
要玩大家一起玩，黄蜀芹对这一点把握的相当到位，她所选择的演员都是围绕三十年代人物所需要的格调和特质，并且促使演员融入到幽默、机智和学问中，几乎每个演员都能透出与角色相配的气质。剧里几个戏份较多的角色，如陈道明饰演方鸿渐、英达饰演赵辛楣，李媛媛饰苏文纨，吕丽萍饰演孙小姐等，都很成功地透过肢体、脸部、表情和简略的台词表现得非常成功。在《围城》这样一部以议论为特色的小说，出现在电视剧里竟然从头到尾没有长篇大论，这也是罕见的。即使那些一闪而过场的演员，好像为了珍惜难得的出场机会，也玩得出奇的认真。剧作家沙叶新当时已经贵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但当黄蜀芹邀请他玩一下四喜丸子曹元朗时，虽然只出场两次，却非常认真，演得维妙维肖，像小说里描写曹元朗的“诗人听了，欢喜得圆如太极的肥脸上泛出黄油”，以及“曹元朗脸上一圈圈的笑痕，像投了石子的水面”这样莫可名状的传神，沙叶新硬是演了出来。他玩得过瘾，所以后有传闻，他很开心地说导演让他演四喜丸子，是让苏小姐这朵鲜花插在他的牛粪上，并连连称好。另外一个扮演方鸿渐去相亲的那位洋行买办张吉民的是杨仲文，不是演员出身，而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特技摄影师，从小就在电影厂玩，那时只要黄佐临导戏，总去跟现场，一本簿子一支笔，得到多少真传。而黄佐临正是黄蜀芹的父亲，于是杨仲文有样学样，就简单一场戏，不但仔细读《围城》全本，而且写了一份人物张吉民“角色自传”给了黄蜀芹，认真到这地步，这种“玩”也就很有功夫了。
从编剧、导演到演员认真地玩一把，支撑了《围城》这部文人电视剧的成功。剧里唯一的败笔，应该是唐晓芙角色的塑造。担任这个角色的史兰芽，无论是形象还是气质上，都很难与唐小姐相配。当然瑕不掩瑜，毕竟影视剧都是遗憾的艺术。把《围城》这样一部没有剧情冲突的纯文人作品，能成功改编成电视剧，不但是影视艺术的巨大成功，而且创造了一种文人艺术、文人电视剧的模式。中国文人不傻，要玩能玩出许多名堂。三十多年前文人能这样玩一把，着实是让今人相当羡慕的。环顾周围和天下，这种文人电视剧乃至文人艺术，现在都是很难复制了。主要原因是时空已经发生巨变，当年文人随心所欲地玩一把的氛围和心态已不复存在。现在空气变了，人心变了，影视剧追求的是收视率和票房价值，再加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随遇而安，直至自我得意的风向和投机选择，文人电视剧又如何能抵御帝皇、后宫题材？又如何能走出种种看不见的潜规则？《围城》之后，再无文人电视剧，起码在目前看来就是如此。
真正的问题
文/寄 北
作者简介
本名陈红韵，江西临川人。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MD），加拿大新布朗威克大学（PhD），和多伦多大学（Post-Dr）。曾任制药公司高级研究员和部门主任。她于1981年开始写作和翻译，其散文、诗歌、和短篇小说散见于国内外中英文报纸、电子杂志、和数十本选集里；专辑有《你知道怎么爱吗？》等；数篇作品在北美获奖。翻译作品包括《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国情怀》等；2021年获法拉盛诗歌节翻译佳作奖。
写南京大屠杀的著名作家张纯如自杀了，年仅36。很多有名无名的，年青的年老的，也都自杀了。
为什么要去死?在电影《The Hours》里，Virginia Wolf的丈夫Leonard也一再问。
“死是生的反衬。有了死，活着的人才会更好地活着。”
重看《The Hours》，更觉这部电影的深度。三个女人，从二十世纪初进化到二十世纪末，一个选择了死，一个选择了逃，一个选择了活。都有爱，都有家，但爱是不够的，家也是不够的，甚至工作、事业、名声，都是不够的。盛宴过后必有凄凉，高潮过后必有空虚。然而死从来都不是问题。
对尼采有过深刻影响的德国哲学家Schopenhauer很早就说过，“当对生的恐惧超过了对死的恐惧，人马上就会结束他自己的生命。”活着，才是真正的问题。
一个人，如果好好活，差不多会活到八十岁，也就是将近三万个日子，也就是说他/她将不得不在三万个日子里，面对日复一日的重复，单调，厌倦，审美或非审美的疲劳。虽然经常有人提醒死亡，制造惊喜，日子还是很难两样。
Clarissa选择了活，选择了走自己的路。她有自己喜爱的工作，她和她的同性爱人组成了家，甚至由体外授精有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儿。她也爱她的青梅竹马的恋人Richard。他得艾滋病以后她还一直忠心耿耿地爱着、护着他。终日忙碌的她喜欢花，喜欢办晚会，爱别人，也爱自己。但是Richard还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她的生活，甚至她本人，其实也无非就是一些琐琐碎碎。她万分沮丧却又不能不承认他是对的，生命就是一堆琐碎。
难怪有少年危机，中年危机，老年危机，难怪有二恋，三恋，四恋，难怪法裔阿尔及利亚作家Camus会把人的命运跟Sisyphus的比。
Sisyphus被罚在地府里永无休止地推一块巨石。当他费尽力气将巨石推上山顶的时候，它就自动滚回山下。这样一来Sisyphus又得把它推回去，永远也别想停下来。为什么他会遭受这样的惩罚?原因并不清楚。据Camus所查，其中一说是他把死神绑起来了，结果冥王受不了地府的荒芜寂静，让战神去把死神救了出来。当Sisyphus临死时，他想试探一下太太爱不爱他，就命令她在他死后将他弃之于一个广场中央。结果她真的这样做了。他在地府醒来，实在气不过，遂恳请冥王让他回阳间好好教训她一顿。冥王点了头，叫他去去就回。结果他一回到世上，天天享受着阳光和海，就再也不想回到那黑不见底的冥地了。无论冥王怎样威胁利诱，他都充耳不闻，天天在阳光的闪烁和地球的微笑里流连。这样又过了好多年，冥王再也忍不住，叫了战神去一把抓了他回来，那块巨石早早地放好了等着他。于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推，推，推，推，徒劳无益地，永无休止地推。
人也是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上学，上班，干活，最后老死。无论拥有多少亲情，财富，名声，走的时候一根草都别想带走。这是一个荒谬的世界。
但即便如此，一生都因肺结核而受死神威胁的Camus还是说，Sisyphus可以是幸福的，因为下山的时候，他可以对自己说，“推就推，没什么了不起，至少我可以轻轻松松地走下山。”有太阳就会有阴影，有黑夜就有白昼，有生命就有死亡。Camus说，承认了这点，他就可以是自己的主人，他就可以幸福。
Clarissa也是有过幸福的。十八岁那年，在海边，早上，她刚刚从睡梦中美丽地醒来，突然觉得什么都有可能，幸福刚刚开了个头，当然还会有更多。“我那时不知道，那不是幸福的开头，那就是幸福。”
我们是可以有幸福的，如果我们留心的话，如果我们不总是把幸福当作Business来经营的话。
一次，我和一位诗人走在路上，一连看到三次“幸福”：幸福驾驶学校，幸福蔬菜店，幸福旅行公司，我们都笑了。良久，他意味深长地说，“生活如此琐碎，哪来那么多的幸福？越求越得不到。事实是这世上根本没有所谓的幸福生活。如果真有人达到一种境界叫幸福，那他还怎么往前走？幸福只不过是一个幻影，一个抽象的湿梦。最接近的只能是：你正在做一件真正值得你去做的事情的时候(这件事绝对值得你的血，你的汗，你的泪，你的时间)，突然有了某个瞬间，你感到了升华，你感到了神圣，你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夏天的时候，我们和两个小孩一起去爬了Blacktusk（在从温哥华去威士勒的路上)。这座山海拔有两千三百多米高。在林子里开一个小时后，我们又花了两小时爬上了一座陡峭的雪山。墨黑的象牙山这时突然变得近在咫尺，两个孩子兴奋得在雪地里打滚。真正往上走了，才知道远不是那么简单。脚下是松软的火山石，每一步都不容易。总算快到顶了，却再无路可走，一座峭壁直指蓝天。我们于是放下了所有的行李，双手抓牢两边的石块慢慢往上攀登。终于，阳光齐唰唰地倾巢而来，象牙山顶被我们踩在了脚下。
放眼远望的那一刻没有一个人说话。我们就好像是Wordsworth在天空里游荡的云，被眼下的美景镇住了。第一次注意到远处白雪皑皑的山峰竟像乐谱一样起伏有序，隐约在演奏交响乐呢。而听说过无数次的Garibaldi湖就静静地躺在南边山脚下，处子似地泛着蓝荧荧的光。不远处还有两架黄色的直升机，飞得比我们还低。山下有人举起了相机，把我们和象牙山摄在了一起。
忽然就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像一朵含苞的花，欲放未放，然后被风突如其来送来的暖阳一下子催开了：多少年，到处流浪，到处看山，总是旁观者，总是过路人。今天，就在今天，我成了山，我成了风景，我成了自己。那一刻，我是幸福的。
罗马的Pliny甚至说，死亡是上帝给人最好的礼物。真是任何事都可以一分为二。有了死，才有生；有了死，活着的人才会更好地活出色彩，活出滋味来。生命是琐碎的，但怎么看，怎么活永远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死不难，活着也可以不错。
我将五月写成诗
文/张 冰
作者简介
成长于湖湘读书人家，多年前移居加拿大。兴趣爱好广泛，既能安静享受独处的时光，又喜爱一次次的热闹朋聚。年少时沉迷于数理，年长后更愿意了解历史、人文，近年来对中国古诗词兴趣渐浓。各类文章、诗词见诸于国内外报纸、杂志、书籍和网刊。现定居加拿大温哥华。
我将五月写成诗，
毕竟花已成海，游人如织，
人们在肆意称赞。
我孑然孤立在拥挤的人群，
看花瓣缤纷，回忆它青春的
面容
记录一场盛大的诀别，
目击一场明艳的生死。
恍若隔世。
我愿意将我的灵魂附于落英，
去追逐风的自由、雨的清新。
用意守千年的句子，
写下那年偶遇，你我相识。
落樱已成往事，
在你曾经走过的街。
我掌心，
有你写下的字。
我将五月写成诗，
祭奠随风的落红，
祭奠那些日子，
祭奠所有的一往情深。
（PS：文中图片由“高度”专业美编Tiffany 老师提供支持，特此鸣谢！
本期内容同步刊登于2025年2月28日加拿大《高度》周刊《菲莎文萃》专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