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目录
◆郑南川|《病房日记》节选
◆刘 菲|母亲的钻戒
◆李先平|父亲的背影
《病房日记》节选
文/郑南川
日记（四）
想起一九八零年代，我的出国也是一段奇妙的“故事”。
我们是恢复高考最早的一批大学生，大学毕业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开始走热，学校放开了对国外学术交流的大门，开始有了校际交流和公派留学生。这种情况让我的内心炸开了锅，有了一个“狂热”的想法，希望有机会和国外学者接触，交流学术。一件有些“荒唐”的事，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我在学校图书馆查到一本介绍加拿大有关矿业大学的书，并在附录资料中读到了一个人，只留着一行字：“让·克里夫，历史系教授，研究课题：法国近代人物与城市区域变迁”。那时我留校任教，担任开设欧美近代史课程，正好完成一篇法国大革命丹东[1]研究的论文，萌生出一个“奇想”，把自己的论文翻译成英文，寄给这位教授交流。不过，我对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也很有质疑，这只是在一本翻印的小册子附件里提到的一个人，与他不相识，毫无关系，真假不清楚；近代法国史研究问题很多，研究方向可能也不尽相同，翻译英文也不是自己的专长；再说，国家虽然开始开放对外交流，像我这样“私人”性的往来，是否符合要求，会被容许？觉得自己的举动似乎不大可能。可是两个月之后，我收到了这位教授的来信，对我的论文提出了修改的意见，而且寄来了丹东研究的有关研究信息。这样一个现在看来有些“偏离”的人物研究，竟然找到了如此“知音”，兴奋不已。随后的一段时间，我的论文在中国学术杂志发表了，因为年轻气盛，大胆提出了与中国著名法国史研究学者王荣堂、楼均信观点不同的第三种说法，论文观点后来成了中国丹东研究的“一家之说”[2]。之后，我的论文在那位让·克里夫教授的帮助下，被推荐到他所在学院学术委员会，经过了审核，我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的请求，被学术委员会批准，获得学校奖学金，一九八八年秋季录取为该校攻读“近代法国人物研究与城市变迁”博士学位。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心怀梦想落地魁北克市，那里是一片白雪，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圣诞。在我心中的概念里，就是一片“无知”。学校没人，学校没有人安排住处，学校在放假。值班的工作人员，只能推荐住进学校附近的“家庭旅馆”。所谓“家庭旅馆”就是私人利用自己多余的住房，提供学生居住，在当时，价格上远比学校宿舍贵多了，比如学校一个月租金是一百元，而“家庭旅馆”一晚就是接近五十元左右。当时是毫无选择了，也丝毫没有想到后果，住进去才知道这个费用，出国前经过全家人的帮助，总共携带的钱不过三百美金（因为想到会有学校的奖学金）。那个时候，家里也确实无力提供更多的钱，心里并非恐惧；那时真的还算年轻，胆子真大。住入后第二天就面对支付旅馆费用问题，为这事我竟然和房东吵了一架，未来的居住问题怎么办，当时面对没钱支付并没有特别的害怕，因为对国外太无知，什么也不害怕。
有一件可笑的事情，曾经是我出国最初的“奇葩”记忆，在白雪茫茫的大学城里，我当时却没有找到一个“开门”的商店，原因是走在街上，所有店铺都关着门，想买一点填肚子的简单食品，在街上转了一圈没买到。还好在回家的路上遇上一个中国学生，他告诉我，商店关着门并不等于没开啊，你要主动推门进去。那一刻我才恍然大悟，因为纯粹不了解，让自己变得实在“愚蠢”。很幸运在他的帮助下获得搬入学校学生宿舍的信息，三天之后离开了“家庭旅馆”。
我在的大学，是加拿大最大的法语学校，是法裔加拿大人最好的大学。政府为扶持法语文化在加拿大的存在和发展，无论在资金、人力、学术上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当时学校有几十位中国公派、自费公派和校际交流的学生，因为出国时都是手上无钱，就形成了一个不明确抱团“资助”方式，入学时大家互相借资几百元到千元，然后，立刻向导师借钱，似乎所有的导师也接受这样的处理方式，一般理工科的学生可以借到一千到两千，文科学生可以借到五百到一千，等待学校奖学金或资助下来，再还钱给导师。记得我曾从导师那里借到五百元，度过了最艰难的时间。
（旁白语）：这是你梦想的最深刻的记忆，最向往的城市和学校，是那样的神秘，是你在图片上看到的美丽，你心中没有困难的“概念”，也无法想象什么困难，只有前程，还有虚荣和信心。在文科的班级里，八十多个同学只有你最先出国了，而且获得了奖学金，如此之快地奔向北美。其实，之后的一切都是全新的挑战，怎么就没有过害怕和担心，你有足够的思想和精神准备吗？
日记（五）
丹妮这天没有上班，一直守在我的身边。她在想一件事，需要给“死去”的阿南一份复活的力量，她来自古巴，信仰古巴的“宗教”，关于救死复活的理念是他们宗教的精神，她相信这个，在她童年时代，亲眼目睹母亲就这样多次“拯救”过她的疾病。晚上欧文守在医院，她和赫贝特匆匆赶回家，他们在计划做一件事，必须要做，这关乎到生命和爱。赫贝特开始打电话，打给他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和能想起来的人，告诉他们，最好的朋友阿南在“沉默的死亡”线上期待“呼唤”，每一刻都需要用心牵挂着他，按照他们当地人的习惯，会在家里的“祭祀台”（南美人家里都摆放的一种祭司摆设）前，放上水果食物和蜡烛，下跪求拜。丹妮也买来了各种新鲜的水果和花儿，把它们放在家里的地上，把阿南愉快和微笑的照片放置正中，蜡烛围放在周围，时刻点燃着，像是一道抗拒黑暗的光明线。丹妮开始祈祷起来，用尽心在表达自己的爱和期盼，她哭了，这是多么艰难的事情，就是爱上不到一年的爱情，她必须承担起如此大的责任，眼下的这个男人怎么就这样成了她的使命，她必须坚强，一定要救活他，这个善良的女人，她的情感世界就像是毫无选择。按照他们民族的宗教习惯，这是一种“呼唤”复活的仪式，用自然鲜活的各种物质吸去灾难和痛苦。赫贝特的电话，是呼唤起共同的力量，齐心合力驱除不幸。睡前洗澡时，丹妮找出了从古巴带回来的那种“洗洁粉末”（用鸡蛋壳碾碎制作的），在传统的习惯中，他们都会在洗澡时，定时把它撒在头顶，又喷上一些香水，然后用水冲洗，除去邪恶，把沾染身体的污垢扫去除掉，给自己彻底地进行了清洗，她相信要用最干净的、纯粹的身子和心面对爱人。这一夜，丹妮只睡了两三个小时，其它的时间里，她的精神浑浊在“死亡”与“复活”之间。
（旁白语）：亲爱的，你真的走在地狱的通道吗，见到了什么？比如说，见到世外的花园，永恒的天地，还是让你失望地看见一片黑暗，悲惨的世界。这，只是你的相遇啊，你在想什么，在哪里，或许你正在一个记忆的缠绵之中，生命就是那些曾经和不幸的可能……
（选自郑南川《在另外一个世界死去》非虚构文集，中国台湾秀威出版社出版）
注：
[1] 丹东，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
[2] 史学界对他有不同的观点评述。（摘引自王玮、黄尊严主编《世界通史教程教学参考•近代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119页）。
作者简介： 郑南川，现居魁北克，加拿大华人作家。主编加拿大华文作家文学作品集6部。出版个人各类文学作品、评论集16部。
母亲的钻戒
文/刘菲
很小的时候，每当梅雨过后的七月，溽暑开始，母亲和父亲就忙腾起来，像家家户户一样翻箱倒柜地晒霉。他们把黑漆剥落的大门两边都打开，地上还是梅雨过后的湿漉漉，几只箱子已经从二楼亭子间抬到天井。箱子搁在几只四脚木凳上，箱盖打开了。浓郁的樟脑味，喷香的樟木箱味，久藏的几件旧羊皮狐皮大衣、手笼皮革味，杂七杂八老货统统展现在我面前。父亲把他那老中央银行发的西装箱搬下楼。他林林总总的西装，花花绿绿的领带，一并在初夏的阳光里真耀眼。
待衣物都摆弄好以后，母亲确认样样都能照上阳光，就在腰间的厨房围裙上擦擦手，然后从樟木箱底摸索什么。我和弟弟期待着。半天后，她找出一个小布包，士林蓝布包层层打开，母亲让我们摊开小手。三只戒指落在我们手掌上。一只是韭菜叶金戒指，一只是粉色宝石戒，另一只是玉润的绿翡翠戒指。母亲把蓝布包里层打开，露出一个皱巴巴的白布团。她小心翼翼揭开，异样的一道亮光露出。一只白金钻戒闪烁着！母亲说是她的结婚钻戒。白金打制，一颗略大的钻由几颗小钻围绕镶嵌，钻饰美丽地排列在中间又不坐落在一个层面，在阳光反射下似七彩虹霓，那花样那成色我儿时没见过。这些衣物、戒指从未见母亲穿戴过，而父亲的西装，也只有在星期日偶尔穿上带我们去虹口公园。
每次年复一年的晒霉，总是在短暂的把玩几枚戒指之后结束。直到有一天，所有的箱子被打开，搬下来，翻乱到再盖不上，装到黄鱼车上运走。“文革”开始了。那年我十八岁。
第一次中学的红小兵们来上门。母亲在工作单位守夜防止动乱三日不能回家，让一位同事经过弄堂从我家信箱口张望。她看见的只有“造反有理” 的红纸标语封条，贴在了信箱口上。被拿走的有被褥，樟木箱，西装皮鞋，仅有的400元存折和相机等。父亲单位去办了交涉，他们还回来大部份生活衣物、被褥，尤其是那只樟木箱。1968年7月，我准备上山下乡前夕。母亲未雨绸缪，让我把仅有400元的存折带走，我告诉她，把樟木箱底的戒指也给我带走吧。
我揣着我家的所有下乡了。
两个多小时的长途摆渡，风浪折腾，下船后要撒腿快跑去赶车。那车一小时以上一班，一天也没几班。车内挤满了刚下船的知青们。当人和行李超载以后，脱班的弄不好要在南门港过夜。下了长途车背着行李，行走四十五分钟田埂路到达连队，往往是星星已挂上了天边。在田埂上高一脚低一脚，摔倒在沟渠边爬起再走。我带着400元存折和母亲的戒指，肩负着母亲的嘱托和重任。回到连队后躺在茅屋的铁床上铺，心里有种踏实与安稳。父亲在隔离审查中，母亲马上要去五七干校，这不有我呢。我远在广阔天地之下，安全着呢。
日月星辰斗转星移，春耕夏种寒暑秋冬。在大田里插秧割稻，汗滴禾土，肩挑背扛，脚踩黄泥背朝天的日子，远远眺望那茅草屋下，我全家的所有在蓝布包里安稳无恙，心里有种满足。夜深时分。床前的阅读之余，我偶尔打开帆布箱，摸索着蓝布小包。找到后爬进上铺我的天地，放下帐门。月光从低茅檐的窗外泻入，幽光里母亲那枚钻戒晶莹剔透，陪伴我度过漫长的夜晚。冰冷的冬雨开河季节后，就是回家过春节的假期。母亲从五七干校来电。电话传唤从连队的高音喇叭响彻上空。我的名字飘荡在天际把我吓了一跳，还好，没大事。母亲让我把存折和蓝布包一并带回家过年。
很快年就过完。那天街上仍然飘着爆竹的刺鼻味，母亲叫我到身边。她要我同她一起去次南京路，带上存折和戒指。我诧异地看着她，嚷了起来：“妈！你要干什么？”母亲说：“一样也不能留。”我想哭出声来。我想告诉她：我是安全的！我有能力保护我家的东西！我还会带它们走的！母亲回头再没看我一眼。我们一前一后出了门。
南京路上人头攒动。我们来到南京东路福建路的老凤祥。母亲一人进了店门让我在外等候。不一会她出来说：“只能卖400元。”我无语，眼睛看着天空为不让眼泪掉下来。她掉头又进了老凤祥，都未及让我再看一眼她的美丽钻戒。再出来时，母亲手里只剩一片褪色的士林蓝布。那随着母亲几十年的钻戒，她心爱的结婚信物，就这样不知留在了哪个柜台上，还是便宜卖给了别家。“还好，我还价，他们又多给了20块。”母亲轻轻地说。
我再也没见到过像母亲钻戒那样的戒指。
多少年过去，怀着儿时的想象和记忆，母亲的那枚钻戒总是闪着最特别的光。我们去过苏黎世名牌店站前街的卡迪亚，珠宝琳琅满目价格令人咋舌，没有母亲那样的钻戒。我们到过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老桥上，铺天盖地的金饰中，没有母亲那样的钻戒。我们转过纽约、芝加哥、拉斯维加斯，甚至奥斯陆、斯德哥尔摩，凡经过蒂凡妮的旗舰店，也未能寻见有母亲那样的钻戒。我答应过给母亲买回一枚类似的钻戒，如今她老人家已归天家，而我，还未寻得她的失物。
也许，母亲的那枚钻戒不属人间所有。
也许，那枚钻戒，根本就是无价之宝，永存于我们的想象与记忆之中。
作者简介: 刘菲，197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多年来在《上海文学》《收获》等国内外刊物发表文章多篇。
父亲的背影
文/李先平
2016年农历7月15日是中元节，习惯称为“鬼节”，我个人更喜欢称之为“孝节”。孝者，子之承，老也。这天，我特地请假回乡下老家，去看望古稀之年的父母。
当我走进村里，远远望去，屋前晒场上有个矮小的背影慢慢蠕动，走近才看到，这个我儿时的偶像，这个全乡镇最勤劳老实的人（隔壁队上的人说），这个伟岸如山的男人（小时候骑在父亲背上的感觉），如果走在马路上与我擦肩而过，也不会一下子就认出来。时间实在是够残忍！让一个如此熟悉的人，竟变得如此陌生。
是的，这个熟悉的“陌生人”，就是我的父亲。父亲战战兢兢地在屋前晒场上练习走路，如同一个幼童学步。自从出了车祸，父亲的身体就垮掉了。瘦弱的身体像一把弯弓，压在磨得溜光的白杨木棍上，那是老人自己特制的拐杖。拐杖牢牢地抓在手里，而那手，就像附在木棍上面的瘤子。那是由于长时间被痛风折磨，关节红肿，红肿的关节外面裹着一层微透明、皱皱的像是树皮，上面布满了深棕色的老年斑。
记得我小时候，父亲的那双手可巧了，像会变魔术。父亲不是专业篾匠，却会篾匠的十八般手艺：砍、锯、切、剖、拉、撬、编、织、削、磨。篾匠对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在我们小时候，人们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几乎都离不开篾匠和他的篾器：装菜的提篮、淘米的筲箕、舀水的筲筒、背柴的背篓、筛米的筛子，热天用的竹凉席、竹床、挡雨遮阳的斗笠……
手艺人做得好是不需要吹牛皮的，这家还没有做完，下家就来请了，神气地上门，扎实地做事，开心地拿钱。父亲做的篾匠活，有的是送给了左邻右舍，有些是我拿到有“九澧门户”之称的津市去卖，补贴家用。
小时候我常常拎着个小板凳，坐在父亲旁边，看他做篾匠活。一根楠竹去枝去叶后，一头斜支在门角，一头靠在父亲的肩上，但见用锋利的篾刀，轻轻一勾，开个口子，再用力一拉，碗口般粗的楠竹，就被劈开了一道口子，啪地一声脆响，裂开了好几节。然后，顺着刀势，随下而推，父亲灵活的身子弓下又直起，直起又弓下，竹子节节被劈开，“噼啪噼啪”响声此起彼伏，忒像春节里燃放的鞭炮。有时碰到刀被夹在竹子中间，动弹不得的时候，父亲放下刀，用一双树皮似的大手，抓住裂开口子的楠竹，用力一抖一掰，一串烈响，一根楠竹訇然中裂。用篾刀将一支十几米长的竹子，劈片、削条，于是从青篾变黄篾，一片竹片竟能劈出八层篾片。当光洁如丝的篾条，一根一根从手中流出，与其说是篾刀的功夫，倒不如说是篾匠手上血肉的砥砺。父亲把竹丝横纵交织，一来一往，想编什么就编什么。面对张着大嘴，流着涎水看着他的我，父亲憨厚地笑着，从不间断手中的活计。
父亲吃了多少苦，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想起一些记忆深处的过往，看着眼前蹒跚学步的父亲，我鼻头一酸，情不自禁地抓着他的手臂，那样的瘦，如同上面附一层微冷而柔软树皮的枯枝。
记得有一次一阵急促的电话，把我急急忙忙从广东叫回老家，妹妹在电话里说父亲被一个14岁左右的莽撞少年撞倒，股骨骨折，被送到县人民医院抢救。等我赶到医院时，父亲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父亲对我说，“人家还是个小孩，不要太为难人家，我们自己吃点亏，也没有什么。”
后来父亲一直要求回家疗养。医院主治医生对我说，这老人家，也太瘦了，最好是在医院静养一段时间，否则今后能否正常走路恐怕都是问题。但拗不过父亲再三“啰嗦”，我们后来回家疗养。说来也奇怪，70多岁的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没有残疾，经过练习，能慢慢走路了。只是自医院回来以后，父亲的听力下降得很厉害。说话小声一点根本听不到。
父亲是一个睿智的听者。我初中毕业班那阵，班上成绩好的同学，都钻天入地地想读中专，中专毕业可以分配工作，端上铁饭碗，这对农村家庭来说，无疑是很大的诱惑。班主任杜老师也动员我父亲，要我考中师。而我又不听劝，毅然决然地上了县里面最好的高中。高中时由于成绩还可以，学校保送上师专。年轻人在追求自己理想的道路上都是心比天高，我放弃了保送，后面高考考砸了。后来去复读，父亲没有任何埋怨。
请假在家的日子里，只要天气好我就陪着父亲慢慢地走，甚至不敢喘大气，深怕这样会把他吹倒。多年前种在房子西边的枇杷树，如今亭亭如盖，默默无言。从树梢上望过去，落日像丹霞地貌的壁画，挂在天空。夕阳射落，树影斑驳。我同父亲就这样走着，彼此没有话语，尽享落日余晖。
相聚的时间总是短暂，假期结束，我又要去广东务工。由于父亲行走确实不便，我也没有让他送。我甚至不敢回头看，生怕一回头，眼泪会止不住流下。临走前，想起《目送》，“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送）！”
当我默默丈量着脚下的土地和计算着走过的里程时，总有一种感觉涌上心头。多年父子成兄弟，世间总有真情义。但一想起父亲那并不伟岸的背影，感觉到下一次相逢也许已经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中。
作者简介：李先平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厦门文学》等刊物，《找寻精神的原乡》参评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