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问刘荒田简介
刘荒田 美国著名华裔散文家，广东省台山人，1980年从家乡移居美国。在旧金山一边打工，一边笔耕。2011年退休以后，开始在中美两国轮流居住。
已出版散文随笔集37种。2009年以《刘荒田美国笔记》一书获首届“中山杯”全球华侨文学奖散文类“最佳作品奖”。2013年，获北美《世界华人周刊》、华人网络电视台所颁“2012年度世界华文成就奖”，2015年获“新移民文学笔会”“创作成就奖”。2011年，以散文《一起老去是如此美妙》获新疆“爱情亲情散文大赛”第一名。获《山东文学》杂志2015年度“优秀作品奖（散文第一名）。小品文集《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入围2019年“花地文学榜”年度散文。
2017和2018年两年均进入三大文摘杂志《读者》、《青年文摘》、《特别关注》“最受欢迎的报纸作者”前十名。
刘荒田作品：
她已湮没无闻
——怀妹妹惠娟
作者：刘荒田
2020年4月下旬，旧金山的疫情依然凶猛，幽居中忽然想起妹妹惠娟。她辞世已三年，人间除了有限的亲人，没有谁记起这个极平凡的女子。兄弟姐妹六人，她最年幼，却首先离去。
一
一
她出生的1960年，是中国饿死数千万人的庚子年。与出生在1900年的祖父同一天生日——农历九月十六，相差恰恰一个甲子。那一年我12岁，刚刚考上县城的第一中学。一个周末，回到小镇里的家，祖母语气平淡地告诉我，你多了一个妹妹。人人为免于饿死而挣扎的艰难时势，不可能为此欢欣鼓舞。还幸亏我家家底殷实，村里的祖屋，厅堂中六口大瓦缸，储存着陈年谷子。又因为前一年（1959年）公共食堂吃光了粮食，民兵挨家挨户搜谷子时，我们一家住在镇里，祖屋的坤甸大门加趟栊，很难撬开，不曾遭到骚扰。就靠这些存粮，全家没有患水肿。不然，这个排行第六的老么有可能被狠心的接生婆放进澡盆里溺死或送人。
妹妹的名字是祖母起的，起先叫“惠霞”。碰巧本公社新出了一个“名人”，也叫“霞”，三十多岁的农妇，从前是因为体胖，能吃，被村人起了诨名——肥霞。肥霞早已出嫁，生下三个小子，都像她一样肥胖。肥霞的丈夫在供销社当售货员，每月拿工资，吃国家粮，境况再糟也比农民强，但肥霞和三个儿子太能吃，吃光了粮食，就一起挺着清一色的大肚子，天天在镇上乞讨，成心出公社党委的丑。家乡土话里“惠霞”与“肥霞”同音，祖母连忙把名字改为“惠娟”。惠娟和长她两岁的姐姐素娟，和母亲是农村户口。母亲当缝纫的个体户，小店设于别村。这两个妹妹小时在镇上由祖母照顾。两三岁时，惠娟是镇上小有名气的歌唱家，跟着祖母去墟场买菜，被老街坊截住，大家说：“不唱歌不能走。”她就大模大样地站在桥头上，响遏行云地唱《社员都是向阳花》。
文革开始那年，她六岁。祖父母正为他们的次子——我的亲叔父无后而发愁。叔父那年39岁，在广州市越秀区文化馆当馆长，婶母也是文化馆干部。结婚逾10年，膝下犹虚。作风泼辣的祖母听从专治不孕症的土郎中的建议，从镇上的农贸市场买了还在吃奶的黑狗崽，祖父从他当售货员的中药店买了大包壮阳药材，如附子、肉苁蓉、巴戟天、枸杞子。祖母大包小篮地带到广州，精心烹制，强迫靠边站的小走资派“刘馆长”天天灌一碗。可惜没有见效。于是，祖母作主，走第二步，把惠娟带到广州，过继给叔父和婶母。这无疑是两全其美的方案，拥有六个儿女的父母减轻生存压力，自然喜欢。惠娟在广州待了三个星期，我也趁大串联待在那里，从住所三楼的阳台俯瞰位于大德路的机电公司两派武斗。祖母把诸事办好以后，记挂着祖父，要回去了。叔父带惠娟去二沙头码头送别，惠娟死死抱住祖母的大腿，呼天抢地，要跟回家，怎么劝，怎么吓也没辙。眼看船要开行，叔父只好替惠娟补买船票，惠娟被暴怒的祖母扯着，带着红肿的泪眼上了花尾渡。以后，只要家里为了钱和米发愁，祖母就责备惠娟：有广州户口，有两个大人宠着，多好！偏偏不懂事。
我排行第二，上有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惠娟度过童年时，我在县城当寄宿生，彼此交集不多。1968年秋天，我和弟弟成了下乡知青，才和她一起过日子。次年初春，最寒冷的一天，下午七时许，天已全黑。生性吝啬的母亲忽然发了慈悲，要做一锅汤圆。弟妹们兴高采烈地围着八仙桌混合木薯粉和米粉，搓成圆子。二妹发现酱油吃光了。八岁的惠娟说，我去买。她拿起酱油瓶和母亲给的一毛钱，兴冲冲地出门。小卖部在村南头，我家在北端，禾堂旁边有一条花岗岩石板铺的窄路，石板粗糙，多处凸起。十来分钟以后，天井的薄铁蓬砰砰然，下雨了。蓦地，门外不远处响起脆亮一声，乒乓，一个玻璃瓶摔在地上。我凭直觉知道，是惠娟摔倒了，连忙出门去找。她已哭哭啼啼地走近家门，手里只有一个瓶盖。我把她拉到煤油灯旁边，看没给割伤，说，没事，不值几个钱。一家子默默地吃了没酱油调味的夜宵。惠娟缩在角落，上衣沾了黑泥巴，没有换下来，光顾伤心。多少年来，我一想起这同胞妹妹，必带起这一场景，以为这是她一生命运的隐喻。
她小时，我骑自行车，她常常坐在后座，一路听我教训。我最看不惯的，就是她和姐姐素娟斗嘴。二妹素娟完全继承了父亲勤劳的基因，是天生的劳碌命，一天到晚手脚不停，浇菜，煮猪食，挑水，洗衣服，做饭，缝衣服，这么繁重的家务，惠娟对付不了，姐姐说她几句，便起了冲突。我便要用童话故事教她尊敬姐姐，不要吵架。她说好好。但转身就忘记了。
惠娟在我任教的学校上学，在附设初中班毕业之后，重男轻女的母亲不让她上高中，她和姐姐素娟一样在村里出勤。素娟是读书的料子，成绩从来是全班数一数二的。不能升学，乡亲都为她惋惜。
二
二
1980年我和妻小移居美国。五年后归化为美国籍，取得申请父母来美的资格。按照移民法，21岁以下的子女可以同行，父亲便托国内的朋友帮忙，将惠娟的出生年改为1966，“年轻”了六岁。但人算不如天算，排期到时惠娟已超龄。好在，多等一年，惠娟也获得移民签证，来到旧金山，和我一家及父母同住。惠娟进华人开的车衣厂当工人，每天上班，加班。同在一个屋檐下，但交流不多，直到一次，我去看望一位文学前辈，他的妻子和惠娟是同事，虽彼此相差近30岁，但无话不谈。她郑重地告诉我：“你妹妹这么年轻就‘看透’了。”我问她何谓“看透”。她说，她爱叹气，说，日求三餐，夜求一宿，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死了算了。我大吃一惊，痛切地检讨，我对她漠不关心，忙于谋生不是借口，亲人之间缺乏沟通，朝夕相见心理距离却遥远，是包括我在内的国人的通病。我找机会和惠娟谈了，她笑了笑说，说着玩，怎么舍得死？
很快，我从父亲口中了解到，她的心结在恋爱。在家乡时，她爱上了同村的阿元。阿元我是认识的，憨厚勤劳的小伙子，印象不错。他家境极差，父亲在大饥荒中饿死。阿元的母亲常上我家请求资助。她知道儿子的恋情后，怕生米煮不成熟饭，到处宣扬“我家阿元快作金山客了”。以父亲的精明，他未必十分嫌弃阿元的家世，但认定，惠娟行将出国，择婿是以后的事，不可能找到比阿元差的。父亲以大家长的绝对权威，断然否定这一姻缘，上阿元的家，正告阿元母子，不要惹麻烦。惠娟乖乖地顺从，但内心的痛苦难以言状。
1989年，惠娟已29岁，属于“剩女”。为了出国，她去广州进英语进修班。在班上，认识了一位广州籍男子，频繁的约会以后，本来可以确定恋爱关系。但父亲听到风声以后，又一次生生掐断，所持的理由是：他个子太矮。还是老话：去美国再找，免得又得为男子申请移民。惠娟不敢反驳，和人家断了联系。可以想象，她离开国门时，是怀着深深的遗憾的。
全新的国度，全新的人生，她有了选择的自由，但无处用力，生活圈子太小了。进入1990年，让30岁的惠娟嫁出去，成了双亲的当务之急。父亲到处托人做媒，国内的线索重新纳入考虑，比如那”矮个子”，但远水救不了近火。洛杉矶一位从事建筑业的老乡闻讯，在电话里介绍了和他一起干活的装修工阿光，邻县人，比惠娟大两岁，80年代移民，现为“师傅”级。还寄来照片，阿光模样端正，个子中等偏高。父亲很是中意，惠娟也首肯。
下一步是相亲。阿光和父母及妹妹等住在六百多公里外的洛杉矶，大姐一家落户旧金山。姐夫赵先生，数年前偷渡到墨西哥，后来潜进美国，通过与阿光的大姐结婚取得身份。他领阿光造访我家。阿光有备而来，被新西装衬托着，格外精神。举止不大自然，未脱乡巴佬的拘谨，但礼貌周到。我们不介意他的寡言，第一次上门，紧张在所难免。阿光由父亲接待，在另外一个房间交谈，那是至关重要的考察。我只和赵先生聊天，他语气平淡地道及穿越南美洲沙漠的惊险经过，教我连声惊叹。
阿光是独子，有两个姐姐和个妹妹，按常理推断，是从小被宠的妈宝。许多年后才听说，他出国前已订婚，并搞大了未婚妻的肚子。拿到出国签证后，对女子说拿了绿卡便回来成亲，但很快悔婚，没有回国，害得那女子偷偷去流产。
父亲随后和惠娟去了一趟洛杉矶，和阿光父母在茶楼见面。此举就是定亲。这一切，惠娟都听爸爸的。与其说信任为人极精明的父亲，不如说出于有生以来的习惯。父亲回来后告诉我，阿光一家已买了房子，父母和妹妹住屋内，阿光每晚睡停在门外的房车里，父亲视之为乡村单身汉（俗称“散仔”）的作风，相当有趣。婚事很快定下。1990年秋天，惠娟在登上开往洛杉矶的汽车前，在旧金山中国城一家发型屋由专人化了“新娘妆”。她以浓妆加盛装出现在眼前，那庄重无比的神色，教我看了心里一热，流出眼泪。隐隐感到，出嫁于她并非快乐，而是一场决绝的冒险。
从此，惠娟随夫在洛杉矶定居。不到一年，她就不见容于婆婆。大吵多次，被赶出门。这时才知道，阿光的母亲属“愚鲁加冲动”型人格，这种长于撒泼的女子，在侨乡农村为数众多。共同的特点是受教育少，初小毕业或文盲，无与伦比的勤劳加上纯然由本能与直觉控驭的行事方式，一旦发生冲突，必走极端。最爱钱，为了一毛钱可以拼命。但初次见到她，印象还可以。相形之下，在广州当了多年搬运工，退休后才移民的阿光父亲，红光满面，木讷得近于窝囊，从来只乖乖地听老婆支使。婆媳干仗，他只躲着叹气。阿光不介入，每天去工地挥锤运锯，回家一看风色不对，就躲进房车，谁也不帮。
一年以后，惠娟在父亲的安排下，和阿光迁居旧金山。三年内，生下两个可爱的男孩。父母理所当然地负起照顾外孙的全责。这是惠娟一生中仅有的好时光，每天上班前，把孩子送到父母位于唐人街靠近华盛顿公园的住所，然后去车衣厂上班，下班后接回孩子。父母70上下，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我母亲爱坐在沙发，把婴儿放在膝盖上，婴儿腿力强劲，不停地下蹲上蹬一两个小时，逗得老人家呵呵笑。
平顺的生活之水下藏着不安的潜流。劳碌终生的父母，和女婿阿光的矛盾愈来愈尖锐。源头在惠娟缺乏平衡在智慧。她一来孝心充足，二来不会设身处地。趁孩子在父母家，爱待在那里，有时干脆吃过饭，很晚才离开。阿光从小是饭来张口的，天天从工地灰头土脸地回到家，饿着肚子，看看冷灶，没好气地打电话给老婆：“什么时候舍得回家？”惠娟的回敬是：自己做点吃的会死呀？就你一个人上班吗？我也不累到现在，还要照顾孩子。
本来，夫妻吵架，是“床头打架床尾和”，但惠娟有靠山，受了欺负就向父母原原本本地把阿光气头上骂岳父母的话照搬，把老人家气个半死。父亲当然不放过，痛骂女婿“吃碗面反碗底”（粤语，意为恩将仇报），尽心尽力替你养大两个儿子，你这样报答！阿光却反驳：我不把两个孩子交出来，你们去哪里享受乐趣？不能只看一边嘛！
这个极普通的移民家庭，在内外压力下，裂痕愈来愈深。原来，阿光心理上有一个“死穴”——文盲，中文的文盲，识字十分有限，无法读通中文报纸。英语更是“擀面杖吹火”，连26个字母也认不全。这些，作为枕边人的惠娟在洛杉矶时就晓得，开始时极为失望，慢慢也接受了，但一直没有脸面向别人披露，一如谁也不敢随便问路人“二加三等于几？” 阿光的致命伤恰在这里：从极度自卑派生的自尊，生怕人家“起底”进而看不起，他务必捍卫尊严，凭着农民天生的狡狯，掩盖弱点。这就是为什么他当了我的妹夫十年，我不知道他有阅读障碍，反而欣赏他的巧手和记性。
话说回来，阿光不是一无可取，他是第一流的建筑工，举凡手工活，木器，铁器，电器，一般的安装和修理都拿得起，精神状态好时尤其教人敬畏，其严谨近于吹毛求疵，不容有半点“不好看”。但针无两头利，这一教我欣赏的风格并不受给他发薪水的老板青睐，因为进度老被他置于质量之后。按理说，他自当老板，以好手艺定赢得客户的好评。我曾介绍他给一位诗友的居处加建一堵墙，手工极佳，但他不会一次过把材料买全，一天跑器材店两三趟，窝工且浪费汽油。
惠娟与丈夫的关系，如果父母不掺和，应不会这么糟。惠娟受了欺负，就向父母哭诉，结成联合战线，对付阿光。阿光孤身迎战，自感受欺负，更加倔强，因此形成和以暴易暴类似的恶性循环。有一次，为了假期去哪里游玩，两口子在家争起来，恶言一来一往，比赛谁说得狠，骂得绝。阿光至于失控，抓起老婆的头发，往墙壁上撞。惠娟哪肯罢休，打电话给我。我和妻子赶到。阿光冷静下来，知道错了。我警告他，这是家暴，会被警察抓去坐牢，必须道歉。他乖乖地向哭肿了眼睛的老婆认错。他们的儿子，一个七岁，一个五岁，眼巴巴地坐在旁边看，困惑，迷茫，谁看了都心疼。
如果听从美国婚姻专家的建议，配偶具家暴倾向，除非自觉反省或有极强的外力干预，一般都朝“愈演愈烈”的逻辑推进。这类人情绪波动极大，这一刻挥拳打得枕边人两眼乌青，下一刻跪地忏悔，两人相拥大哭。但肯定有第二次、第三次。原来，这是富于欺骗性的不治之症。釜底抽薪之法是不为所动，从速离婚。惠娟从40岁开始就有这个念头，但碍于儿子太小，忍下来了。
2007年春天，父亲因多年服用稀释血液的阿司匹林，导致胃出血。进院救治，医生不让他再用这种药物。两个月后，血液因太稠产生栓塞，送院急救，捡回一命，但右侧偏瘫，口不能言。住院一段时间，再送往疗养院。我们姐妹四人常去探望。其中数惠娟最忙，她受母亲吩咐，每天傍晚从车衣厂下了班，开车送母亲去疗养院，逗留数小时，然后送母亲回家。儿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天天放学回到家，没饭吃。本来，若家教到位，预先让他们学会做饭就不必饿肚子，但家长来不及或者没那个耐心。阿光下班回来，儿子可怜兮兮地看着爸爸。阿光气呼呼地张罗晚饭。为此，两人吵个天翻地覆。各有道理。“我爸快死了，你不让我去看他，还有良心吗？”“两个仔你到底要不要？”“你做顿饭会死呀？”
为儿女付出一切但失于事事包办的父亲，辗转于疗养院一年多后，在离旧金山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太阳谷去世，得年84岁。惠娟从此不必为又当家长又要尽孝而疲于奔命。但阿光积累已久的怨愤爆发了，以一种古怪的方式和家人作对——每天凌晨一点起床洗淋浴，水声哗哗，吵醒孩子和老婆，然后故意在屋内制造噪音。谁劝他都被骂回去。对门邻居马太太，是香港移民，和惠娟年纪相仿，是最要好的闺蜜。她对马太太说了许多次：恨不得马上离，但看他的疯样，怕只怕他要对我家的人动手，杀人、纵火什么的。
还好在阿光的心理病带季节性，春天过去，便大见起色，不再在夜里胡闹，乖乖地上班，作息恢复正常。惠娟惊喜异常，夫妻一起睡觉，推心置腹地说话。阿光承认自己底子差，晚上随太太学英语字母，说好暑假要带孩子去游一趟迪斯尼乐园。
2007年8月8日，父亲辞世才三个月。惠娟在一家华人开的超市当收款员，五时，她快要下班，突然从收款机后倒地，急忙送往医院，当晚作了开颅手术。晚间我们赶到医院，印度裔的外科医生表情冷漠地报告病情：大脑主血管爆裂，大面积出血，虽然目前难以断定是否脑死，但苏醒的机率低于0.5%。
晴天霹雳！父丧的哀痛未退，又一个噩耗。从此她陷进深度昏迷，成为植物人。在疗养院，亲人不甘心，轻信广州来的针灸医生的建议，每天以针刺激神经。医生说：“看到了吗？刺一下脚板动一下。”其实是简单的肌肉反应，医生在乎的只是每次收取75元诊金。然而，头一年，我们去病榻前看她，她茫然的眼睛确实流出晶莹的泪。
从47岁起，惠娟成为活死人，躺在松树街的疗养院里。腹部打孔，以塑料管输流质进胃部维持生命。我每次去探望，刀剜般的心疼久久难以消失。五年过去，疗养院召集所有亲人到场医院的加护病房前，开了一次会。医生报告，惠娟这一次因肠穿孔被送来，已作手术，但不容乐观，要准备后事。医生还要我们作决定：她如病危是否以激进手段施救。所谓激进手段，就是切气管、剖腹一类。家人一致认为没有必要。但是，几天以后，穿孔部分自动愈合。她又被送回疗养院。
惠娟卧床之初，我专门找两个外甥谈心。他们已上中学，模样没有小时俊秀，但发育正常。我告诉他们，你们的妈妈在医院一天天昏睡，要唤醒她，只能靠亲生骨肉。你们放学以后去看看妈妈好不好？握着她的手，大声喊妈妈，把她喊醒，不然，你们就没有妈妈了。为了让他们明白，我用的是英语。小儿子含泪点头，大的却大咧咧地说，不知道怎么去那里。我把乘巴士的细节写下来，又给了他们大堆硬币作车资。可惜孩子和不会英语的父亲从来没有沟通，父亲也不加督促，惠娟引为自豪的亲生儿子，很少去疗养院。
阿光的土包子本色，在太太住院期间表露无遗。他死死咬定，惠娟无法苏醒是“营养不足”，“看看管子输进去是什么东西！”他愤愤地说。我们告诫他，植物人失去吞咽功能，食物进不了食道，反而从气管入肺，引起炎症致死。他不听，趁护士不在时，悄悄往惠娟的嘴巴喂在家里熬好的中药汤。有一次被菲律宾裔护士发现，人家用英语训斥，他听不明白，傻乎乎地坐在旁边抓头发。后来，院方请来警察，狠狠训了他一顿，警告他，如果喂出人命，他要被逮去坐牢。他才不敢了。
2017年2月，疗养院给我来电，说惠娟昨晚去世，连病因也懒得说，我也没细加打听，因为没有意义，她早在10年前已死去。这一次死去的，累赘的躯壳而已。所有家人，从年过九十的母亲到惠娟两个已成年儿子，都没有流泪。
在殡仪馆里，我又找两个神情木然的外甥谈心。他们低头默坐，我泪流满面。惠娟的辞世，最大的冲击在此刻。26岁的老大已从旧金山加州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在一所小学当课外辅导员。22岁的老二体型魁梧，但神情麻木掺和着恍惚，教我想起他窝囊的祖父——阿光的父亲，这一辈子受老婆欺压的搬运工。我问老二在哪里上学，他说上高中时因为口吃，校方要他治好才好回校，因母亲不在，父亲读不了学校所有来函，当哥哥的又不理，他独自不知如何处理，干脆不再上学，学校只好将他除名。如今天天躲在家里，有时随哥哥替朋友干零活。我马上请其他的外甥和侄子帮忙，让他复学。
惠娟的葬礼极为简单，除了亲人，没有一个朋友。她入院之初，在车衣厂，超市结交的朋友都来看望过，送的花放在床头几上。那是八九年前的事。唯一的亲戚加朋友，是阿光的姐夫赵先生，28年前，是他带着怯生生的阿光第一次造访我家，这个顽强而机灵的同龄人，早就成为一家车身修理厂的老板，赚了大钱。他依然维持和阿光大姐的婚姻，但“还有一头家”，老婆早就晓得，且对小三予以容忍。然而，熟知内情的人包括惠娟，都同情赵先生，为的是阿光的大姐性格极为暴戾，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丈夫不知吃了多少亏。最后，这性情大起大落的女人，败在丈夫手里，乖乖认命，不离婚，由丈夫提供生活费，儿女也由赵先生管教。赵先生和我谈起往事，摇头说一句：你妹妹和我一样的命。我理解他的潜台词。
三
三
2017年2月一天，是惠娟出殡的日子。我们驾车，陪着阿光及他两个儿子，到了金山坟场。把棺木葬在六英尺以下的异国土地。春光融融，海鸟划过乌青色天穹，一声长长的“嘎”，教我一惊，想起知青年代的那个黑夜，雨中，她手拿酱油瓶，在青石板路上摔倒，砰一声，加上凄厉的号哭。又想起她出事前，我无端担忧她的年龄——本来生于1960年，为了移民，改为1966年，这意味着，退休要延迟六年。我一边惋惜一边自责，谁想到如此结局！
命运，命运，我不能不纠缠于这个太多凶险的词。我从来大而化之地将它归结为“所有因素的综合”。但是，美国一位名叫威廉•布莱恩的政治家这样诠释：“所谓命运，并非关乎机遇，只系于选择。等是等不到的，只能靠自己努力博取。”
惠娟一生，最重要的选择，无疑是丈夫。她嫁错了人，是我家族以及包括赵先生在内一众朋友的看法。阿光对自尊的过度敏感以及暴力倾向，其来有自——他的母亲。他家里，大吵大闹是家常便饭。阿光的母亲在惠娟住进疗养院以后，来旧金山照顾独子一家，一言不合，被阿光推出门，随后她的行李也给扔出到街上，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回洛杉矶去。阿光的妹妹，是一家中性格最温和的，但也有和母亲闹翻，掀饭桌的纪录，结婚才数年，就以离异结束。
然而，且作换位思考，如果惠娟不激化矛盾，出以多一些尊敬、温柔，而不是鄙视，讥笑，善于控制局面，也不至于不可收拾。毕竟，阿光不赌博，不嗜酒，多数时间是称职的丈夫和父亲。
而关键的选择，在于和父母的关系上。如果父亲的控制欲少一些，如果父母的思维定势，从“女儿一定要站在自己一边”改为“成全她一家的幸福”，知道退让，不那么在乎女婿知恩、报恩，阿光夫妻的关系是可以补救的。
再退一步，如果父亲当年不强加干涉，惠娟应和初恋对象结为夫妻，以阿元的老实和勤奋，在美国底层也活得不错。但他不到四十就死于肝癌。
然而，正如休谟所断言的：“理性是（而且只能是）激情的奴隶。”一次过的定稿，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荆天棘地的婚姻所造成的精神压力，肯定是血压升高的重要诱因。进入四十多岁以后，惠娟就常为头疼、头晕叫苦。我出于预感，在她出事前最后一次家庭聚会上，向弟妹们提出严重的警告：心血管病是家族病，84岁的祖父，49岁中风的叔父，84岁的父亲，都是这个病害的。但惠娟自己没在意，以为还年轻，轮不到她。
关于命运，洋谚语这么说：如果某人注定淹死，那么，一汤匙的水也能置之于死地。她的中风纯然是“不凑巧”的总和：一个星期前她去看妇科医生，作常规胸部扫描，护士顺便检验血压，舒张压190，收缩压98，这是极为危险的信号——随时大出血。护士警告她务必小心。惠娟想起，一个月前去唐人街一家诊所，也验了血压，几次都是超高，后来喝点水，作深呼吸，再验，近于正常。病人缺乏常识可以原谅。这一次，医生及护士如果果断地送她去看内科，立马把她的超高血压降下来，她就脱离危险。
惠娟不是一点警惕性也没有，她打算去看内科，而出事那天是她的休息日，吃过早饭就去诊所。但同事请了病假，超市经理临时拉她去加班，她看薪水为平日的一倍半，答应了。
惠娟的对门邻居马太太，是惠娟的生活顾问，所有疑难都向她求教。那个星期，马太太和一家飞往纽约探亲。如果马太太在，她一定连骂带劝，要惠娟去治病的。
惠娟倒地昏迷后，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手术室按惯例，打电话给惠娟的亲人，马上来这里在同意书上签字。但超市提供的是她的英文名字Jean，在家的儿子并不知道，接听时说“不认识这个人”，挂了。打电话给阿光，阿光听不懂，又不好意思找同事代接电话，又耽搁了几个小时。
可怜的妹妹，早逝的亲人，如果我不著文纪念，她很快被这个世界遗忘。不说负心人阿光，连她的亲生骨肉，恐怕也不会去扫她的墓。哀哉痛哉！安息吧，我的小妹妹。
“给时间一点时间”
作者：刘荒田
一个月前，八十岁的老友和我在电话里聊天，念了一句：“不管每天多忙，我都要给时间留下一点时间。”我惊问是谁说的。他说是他上大学时的业师，不久前去世，得年102岁。我到今天还在想，这貌似绕口令、俏皮话的警句，玄机在哪里？
时间把寿命发给每一个人，这就是人之为人最大的财富了，足够花一辈子。不必像去银行查“活期户口”的余额一般打听“还剩多少”，时间不会发预告，各人用完为止。人“还”给时间什么呢？一切证明“活过来”的记录，如子嗣、书籍、艺术品、建筑物、纪念碑。怕死去以后没人知道，该是人性之一。怕死去留下坏名声，是历史人物的共同忧虑。宁可遗臭万年，也要留名的也不乏人，那是创造历史的强人。但看透的名士不屑为，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普通人却未必抱丰沛的历史感。但只要不是血流漂杵、人命危浅的世道，都会负最后的责任——买一块墓地，立一块刻上生卒年月日的碑石，或买一个骨灰瓮。以说明“来过一趟”。
以上行为是给时间作交代，指向“已然”。“给时间一点时间”却是进行时。这特指的“一点时间”包含着什么？须知一视同仁地批发时间的“时光老人”，曾经沧海，除却巫山，挑剔自不待言。
它须含着“新”。出以低标准并不难办。拿最刻板的日子来说，昨天是番茄炒蛋今天是牛肉面，前天就寝于11时30分今天是11时20分。然而，就像做作业每天都演算“1加1等于几”。原地踏步所造成的，哪怕脉搏、血压有变，也只是“不同”而已，无数次只当“一次”算。这么说来，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较受时间的青睐。长年累月地投入智慧、精力，偶然性的革命性飞跃，常规的水滴石穿式熬炼，提升科技和人文的境界。次一等是小格局的进境，老先生破解棋盘上的残局，儿童叠出别出心裁的积木，厨师做出新菜式，时光老人也会拈须微笑。至为紧要的是思想的更新，今天比昨天，阅读和观察增加一点点，体悟深一点点，那就无愧于时间。如果你有写日记的习惯，把书写归入“一点时间”内再好不过。
它须含着“善”。退休老人们去医院、图书馆、食堂、马路的斑马线当义工，为别人奉献，时光老人也会记在心里。
它须含着快乐。快乐的来处多得很，只要不妨碍别人，不犯法。如果出汗产生快乐，你就去运动或干活；如果看脱口秀产生快乐，你就看视频里的专场。如果唱歌产生快乐，你就常备点歌器。
常常记住给时间“一点时间”，明显的好处在于，促使你在塞满数字、任务、期限的心里清出一处，像开天窗一般，让人性的光明射进来。时间交给你办的大事小事无非四类：生老病死。最后的“死”不由人操办，剩下三种，就是一张打乱的拼图板，由自己拼合出独一无二的人生。
如果你的生命缺乏辨识度，混在芸芸众生中，无人发现，根本性缘由就是没有对于“一点时间”的警觉。哪怕你在工厂的装配线上干12个小时，天天检验同一种产品，一天之中只腾得出30分钟，也得像那位长寿的教授一样，问自己：伙计，今天给时间的“一点时间”呢？
从头发到额纹
作者：刘荒田
邵燕祥先生2020年8月1日梦中辞世，得年87。他一生遭逢困厄无数，却名节不坠，著述丰富而精湛，从来是国内作家中最受我敬仰的前辈。翻出2005年所写的杂感，感念他30年来对我的提携，一并纪念著名诗人纪弦先生（1913——2013）。
鲁迅有文《从胡须说到牙齿》，我这题目与之近似。鲁迅翁作此文前，作过《头发的故事》，使得北大一位教授颇愤愤，怕的是从胡须一直说下去，将来要到屁股云。彼时的《晶报》不是登过《太阳晒屁股赋》吗？这层顾虑我倒没有，从身体看，头发和额纹比胡须和牙齿地位略高；而况，我的眼睛小，因之被朋友指为“貌寝”。据说，即使吹捧跳蚤“漂亮”，也要给它安上双眼皮。我呢，如今眼角的皱纹重重叠叠，单眼皮依然故我。为此，我断不会哪壶不开提哪壶。既有眼睛挡住，鼻子以下各器官均在免谈之列，自不待言。
言归正传，说头发。话题是纪弦老人提起的。今年四月，他给我寄来一组新作，其中第一首是《关于头发》：
头发也可以入诗吗？
当然可以，诗人刘荒田说：
白发三千丈，那多美!
我就说：咱们的头发，
硬是不同于希特勒的，
而也不同于史太林的。
他们的头发代表一种权力，
然而我和刘荒田的，
却是一种智慧的象征。
老人家点将点到头发去了――当然，“白发三千丈”一语即使是我“说”的，也是背诵李白诗而已。对他来说，自然没问题，一头银发长得绝不抱歉。须知他比我大35岁。记得一位文学博士出身的朋友，考证之后对出生于1913年的纪弦老人说：“您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诗人”，那年纪老90岁。这一结论让寿星公喜不自胜，他马上问：“那么，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我算不算？”博士治学严谨，没有马上回答，说要先回去翻查资料。
对他的头发，却是不必考据的。但我一想，形势不妙，连忙给他写信，信中有这么一段：“大作和我有关，受宠若惊。刘荒田倘在新诗史或文学史上留下一星半点痕迹，最大的可能便是因为名字上了您的这首诗。不过，连带有一问题：‘头发是智慧的象征’，对您完全贴切，一头银发真羡煞人。可是我的头发日渐稀疏，牛山濯濯的景观在数年后肯定呈现，这本来不是问题，秃了正好省下洗发精和染发剂的开销。可是，根据您的诗，我的智慧不得不一路少下去，这可一点也不好玩。人老了，就该象您，凭智慧过日子。您可否另写一首，赠我一点外快，诸如‘皱纹是智慧的象征’，‘老花眼是智慧的象征’，使我的‘智慧’愈演愈烈，这该不算难事吧？”
我一边等待纪老付来另外的“智慧的象征”，一边把他的诗寄给纪老和我的共同朋友、我多年来景仰的诗人和杂文家邵燕祥先生。邵先生远在北京，一直十分关心老人的健康，他很快给我发了电邮。
“荒田：诗好，你的信也好。九十老人能写得如此清新，则不仅是智慧，还有健康，心态好。……我的头发从四十岁那年起开始凋零，我说， ‘谢文秀’的丈夫就应该叫 ‘谢文秃’嘛。我想，头发对如老先生这样的智者，代表着智慧，对我则代表着记忆，果然是随着头发一根根的脱落，记忆也随之一件件地忘却于无形。”
邵先生还附来一首他写于2003年的诗：
戏咏木梳
说是梳理问题，梳头 理发
那末头发就是问题了
水月庵的小尼姑削发出家
三千烦恼丝三千问题
若是恼人的头发不止三千
还剩一堆问题在青灯古佛边
不能扳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却顶着满脑袋的问题青云直上
一句诗“白发三千丈”三千丈
问题绵延传世穿越时空
又说是”朝如青丝暮成雪”
一夜昭关 问题也由黑变白了
只有满江红时怒发冲冠
愤怒的头发冲掉了帽子
岳元帅的首级八百年来
气冲冲的问题梳理了吗
梳头 理发 刚说是梳理问题
一改口又说梳理诗情了
小尼姑诗情如乌云散去
潘必正之流只剩下”诗外功夫”
有人能拔着自己的诗情
随鸡犬 离开地球而升天
搓洗诗情 如洗钱一样
转眼之间 颠倒黑白
只有”义愤出诗人”的诗情如怒发
小木梳 理不顺也梳不平
和邵先生上一次见面，是1992年春天，我随旅游团到北京，他骑着哐啷作响的自行车来下榻的旅馆，和我聊天。那时他的年纪和我现在相仿，头发似还丰润。一别又是13年，但从近年的照片看，头发和我的在伯仲间，甚至还多一些，说是“文秃”，自嘲而已。
很快收到了纪弦老人的新作和复信。果然另赠我一首，虽然不是咏叹皱纹或者老花眼。他在诗中提到的“优胜美地的松鼠”，是我从前一首短诗咏叹过的，纪老为文评介过拙作，事隔10多年，仍记得一清二楚，多厉害！那阵子，台湾的陈水扁刚刚在演说中引用纪老的一首诗作为主调。但纪老没当成荣耀，提也不提。他的诗是这样的：
赠诗人刘荒田
什么是“属诗的”，
什么是“属散文的”，
你知我知，
有些人未必知。
他们把“散文的酒”
装在“诗的瓶子”里了，多么可笑！
而当优胜美地的松鼠，
人模人样地直立起来，
那些假洋鬼子
连看都不看它一眼
就走了。
于是我们举杯喝采，
说荒田硬是了得。
诗龄超过70年的诗人，象21岁做让张爱玲击节赞叹的《脱袜吟》时一般纯情，象24岁做不朽之作《恋人之目》时一般热烈，象39岁做经典情诗《你的名字》时一般多情。我读罢只有惭愧的份——没认真作诗好多年了。
中秋近时，纪老给我来信。他果然把我在春天的请求放在心上：“我一直在想写一首关于额部皱纹的诗。至今尚无法得句。但有一点可以向你报告，今天早上，我对镜细数，我的额纹已有七条。请你也数数看，现在有了几条，快点来信，说不定可以给我一些灵感……”
我马上回了信：
“亲爱的路老师 （注，纪弦原名路逾）：
您额上的皱纹就那么多？尽管在‘七条’下加了着重号，仍旧不算优胜。我呢，诗做不过你，但皱纹肯定赢了你。不用对镜，我也知道脸上的皱纹，不但跑不掉，而且与时共进，早已不止七条。
七条皱纹，怎么分配？实在难题。一条记载大陆时期的命运坎坷，一条记载台湾时的叠叠关山，一条记载美西时期的晓雾夕阳，一条记载了‘月光岩婚(结婚70周年)的鹣鲽情深，一条记载贯穿毕生的诗歌之路，一条记载海波一般的乡愁，一条记载‘蜜儿不来’（Millbrae，纪老所居住的城市，纪弦老人特意译得荒芜，其实此地繁花照眼，风景甚佳）的散淡晚景……
记不完呢！你投在诗之国度那槟榔树一样的影子，你那狼一般嗥叫在诗之高原的声线，该录入哪一根皱纹？
92岁的人，才七条！老师老师，怎么办？待百岁以后，多长几根再动笔吧！……”
纪老和我的信，我又以电邮发给邵先生。邵先生刚刚从加拿大温哥华回京，在枫叶的国度，曾和从台湾移民去的大诗人洛夫和痖弦把盏谈诗，参加了他们的诗朗诵会。他马上给我回了电邮：
“荒田兄：你好！你和纪老的往来书信，可入世说新语。我额头的皱纹，在一九八四年就经一位工人日报的朋友指出，共得四条。奇怪的是至今不见增长，依然只有四条，二十年竟白过了吗？否。原来有四条就够了，四条皱纹就是四个‘减号’：四条棍棒（或绳索）减去了四大自由，此之谓乎？……”
早晨，读了邵先生的信，忽然记起，给纪老写信，号称在皱纹的数量上压倒老人家时，我并没有象邵先生一般，对敝脸作过认真的考证，凭每天对镜所得的囫囵印象，便说皱纹超过七条。不能再苟且下去，离开书桌，到浴室去，仔细研究了因为老得一塌糊涂而很少细加端详的面子。结论是：额纹，即抬头纹，粗大的有四条，旁边细纹无数。原来，一张有相当年资的脸，变成了地图，河涌密布，怪不得光阴流失这般迅捷。纪老自称抬头纹七条，不知把支流算上没有？若没有，这一局我赢不了他，和刚过70的邵先生倒算旗鼓相当。我并不服气，要见上老人家的面，作过考据再说。
至于邵先生的额纹，我马上获得旁证――刚刚收到的《随笔》杂志，在封二刊登了他的近照，果然是四条，外加小纹半条。
早晨的墓园
作者：刘荒田
新历九月，不是春秋二祭的旺季，我老俩口和女儿、两个外孙女一起到了墓园，此来是为了祭奠辞世12载的父亲。七岁多和将五岁的外孙女叫“Great Grandpa”还拗口，别说对“曾祖父”这中文称谓具起码的感性认识了。我和老妻一路上最大的感慨就是：父亲来不及看到孙儿女成亲，“如果他生前膝下有这么可爱的曾孙，多好！”
墓园里清静，工棚的门打开，掘土机停的一块墓地前，可见墨西哥裔的工人正在开挖，以迎接至迟这个周末送来的棺木。但此刻不见人，都喝咖啡去了。空旷教人想到死的寂寞。
老妻在忙于摆供品，我端详着墓碑上嵌的父亲的头像，他勤劳的一生化为无数幅照片，一一映现，有如头上冉冉的白云。出门前在书中读到一位西洋陶艺家对墓地的描述：“泥土。雨在下。死去的叶子。我所有死去祖先。埋进沙土的墓碑。泥泞。生与死的整个循环。” 除了天气，其他均近似，不管晴雨，墓园所昭示的永恒都在。它本身就是生与死的过渡。远远看去，行行工整的碑石组合为精致的编织物，一块就是一个“结”。人间最具张力的文字是墓碑，姓名，籍贯，生卒年月日加瓷像，如此而已，然而，每一块都是跌宕的长文。
头一次来墓园的小宝贝，不知道什么是“死亡”，却煞有介事地模仿外婆，给墓碑行鞠躬礼。我烧了纸钱。白色的灰飘起来。我的目光追随最大的一片。蓝空中，掠过一根雪白的线，那是海鸟飞过。随即，一根雪白的羽毛缓缓飘落，和灰烬差点碰上。我一惊，差点叫起来。
拜祭完，收拾供品和酒杯，筷子。老妻用纸做的碗盛了三块糍糕，放在碑石前，让它和一束鲜花，以及还在冒烟的线香作伴。我们才转过身，三只大鸟——白的两只是海鸟，纯黑的一只是乌鸦，个体相仿，但论抢食的勇猛，乌鸦胜一筹，它把最大的一块白松糕叼起来，飞到远处。然后，众鸟的头上盘旋，热闹了一阵。
该离开了，外孙女爬上车。我站在路旁，要把飘荡的羽毛逮住。风来，它又飞高。此刻，父亲的影像排着队，在脑际徐徐展开：33岁，镇上举办拔河赛，他加入工商联组，肩上搭一块毛巾，一边吆喝，一边走进队伍里。一排男子汉的汗珠晶亮地闪烁。47岁，他被抓进“牛栏”，日夜受审，他走投无路，打算自杀。好在一个工作组的人暗里安排，拂晓前我在“学习班”旁边的厕所和他见面，给他打气。64岁，他来到旧金山，在机场，爱抚着没见面八年的两个孙儿女，大笑过又流泪……是啊，他要是活过90岁多好！异邦出生、成长的第四代排着队，拥进他温暖的怀抱。人的一生，如果有幸进入另外一个人的记忆，那么他就不会真正被时光吞没。
其实，每一个人，所谓“活过来”，他的往昔只是存于自身及有限的人心中的一连串影像，像或清晰或模糊，或偏颇或中肯，或长久或短暂，除非留下别样的纪录。此刻我忽然深刻地理解了海明威，他自杀，也许就是因为太在乎“纪录”。这是作家之所以生存的使命，灵感枯竭，使得他无法继续，于是，苟活失去意义。
车子沿水泥路，穿过墓园。小孙女叽叽喳喳地对话，主题是：曾祖父是谁？为什么在这里？我没有多加解释。答案须由上帝提供。墓园的门口，散落着好几片白色的羽毛，不知道有没有我刚才必欲抓到手的那一片？
年轮
作者：刘荒田
在整个美国成了火炉的夏天，午后，我漫步于旧金山滨海的日落大道，寒意穿过抵挡得住北海道严寒的夹克。从超市回来，两手提着袋子，里头盛着椰菜、急冻鲳鱼和蓝草莓。没有感觉。平常的日子给了我隐秘的欢欣，如此而已。路旁两个树桩，碰巧阳光逼退雾气，树桩的表面黄出一层油的光泽。我踩过草丛，又一次走到树桩跟前。
两棵花旗松一个多月前被少见的大风刮倒了。那天我碰巧路过，5分钟之后，树无声无息地连根倒下。市工务局动作不慢，不出三天，就把枝干锯成许多段，连同叶子搬走。人行道旁边的双人木椅，捐赠者是卢森堡先生的后人，它被树砸断的椅背，作为触目惊心的物证，最近也消失了。可是，要三个人手拉手才能合抱的树桩，每个至少一吨，依然故我。
我站在稍小的一个树桩旁边，伸手把电锯留在切面的木糠抹去。这一棵是受株连的，本来不必倒下，但树枝和旁边那一棵纠缠。较大的一棵离它两公尺，根部被白蚁蛀空，说倒就倒，捎带把小弟弟也害惨了。
我数起年轮来。这一棵颇特别，有两个圆心，一如人头顶上的两个发旋。围绕圆心的线，没有构成圆，也成不了椭圆，一似不规则的海岸线，好在都闭合成“轮”。数年轮并不容易，因为锯齿的痕遮蔽了一些。俯首细察，年轮线之间的距离有差异，宽的有一厘米多，窄的也有半厘米，可见一年内生长的态势。约80圈，一圈圈，恍惚一块石子投进池塘激荡起的涟漪，一道波纹，就是365天的晨雾夕阳，春花秋月。它们自身，因为是常绿乔木，似乎脱出荣枯的轮回，但春天到时，针叶丛中布满毛茸茸的黄色松果，我名之为“孔雀的翎羽”。
我走到另外一个树桩前，这一棵倒得彻底，连根部也完全裸露了。它的年轮比前一棵清晰，我数了两次，线也是80到90条。可见它们是一起移植的。比年轮触目的是树皮，层层叠叠，至少一尺厚，蟒蛇的鳞片一般包裹着树身。老杜咏武侯庙古柏的名句：“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放在这里，即使剔除夸张的成分，也不贴切。然而，花旗松的气势也够瞧了——这两棵倒下以后，林带新成的缺口，猛然敞开大片天空，茂密中出其不意的空旷，对比太强烈了！
它们在这里矗立的年岁，以80年算，栽苗该在1930年前后。我的邻居玛丽，10年前去世时91岁，是靠近绿化带的第36街一带最老资格的居民。这位在911事件的次日，颤巍巍地爬上阳台，把一面星条旗挂出来的白人老太太，该看过花旗松林带的幼年期。那年代，她是明眸皓齿的少女。树若有灵，目睹这一街道的沧桑变异，每天从这里出门和回家的人，他们的一生，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如果年轮是粗纹唱片，会录进乌鸦的嘎嘎，海鸟的嘈嘈，圣玛丽私立中学的鼓声哨声，教堂的钟声，狗的叫，人在林子边沿的脚步和谈话。树是人生的旁观者，也以四季不变的葱绿荫介入其中。如今，它们的年轮终于停止，此前，饱览红尘的树会不会叹息一句：人犹如此，树何以堪？
我离开树桩上路，购物袋勒得手指生疼。我自问：我的“年轮”呢？皱纹是线，但首尾不能衔接。扩大些看，人生的轨迹容或近似，如果你在地球上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出发地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