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华笔会文学讲座·第4期视频链接(YouTube)

杨柳报道

        《喜福会》是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写于1989年的成名作，作者通过描写四对华人母女间的代沟和隔阂，反映了华裔移民因中美文化的差异所经历的困境与艰难探索。谭恩美也因《喜福会》在美国当代文学大师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新冠疫情带来的对亚裔特别是华裔仇恨犯罪增多的多事之秋，重新品读谭恩美32年前的作品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2021年7月17日，加华笔会文学讲座第4期就此专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讲座由副会长韩长福主持。创会副会长尚虹老师作主旨发言。来自中、美、加各地的老师文友近60人参加了此次zoom云端聚会。

        加华笔会会长冯玉在致辞中感谢陈瑞琳、刘荒田、林婷婷顾问在百忙之中参与并指导笔会的文学讲座，欢迎来自美国的顾月华、南希、吴玲瑶、王惠莲等老师，来自国内的闲云、毕光明、封艳梅、黄健、计红芳等老师，和本地文学社团的杨蘭、宇秀、刘静、李爱英等师友的到来。她称赞主讲人尚虹女士是个思想深邃又淡泊恬静的文人，既能著观点深刻、笔触犀利的时政评论，又善写平实恬淡、简洁清雅、透着深厚的文学底蕴的散文，正可谓文如其人。在反亚裔歧视时局下重新品读《喜福会》，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参加云会讲座的还有加华笔会荣誉会长微言、程宗慧，理事刘明孚、索妮娅，梁娜、杨柳，会员张士芳、谢博生等人。

一、尚虹女士主讲：

        尚虹曾任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全书历史卷编辑，中华书局汉学室编辑、副编审。以及《大华商报》记者与总编。作为资深媒体人，尚虹除了史学与新闻、文学等中文写作外，还一直关注时政热点，经常有观点深刻、笔触犀利的时政评论文章见诸报端。

        她对谭恩美和她的《喜福会》作了如下评论：

        关于谭恩美；一个在美国华裔家庭出生长大的有中国血统的美国人。她对祖裔文化、历史、传统、习俗、人情、伦理等等的了解、认识与视角，受成长的家庭环境及父母的影响，不同于纯粹的西方人；又因为她的教育和社会环境是在美国，是我们所谓的ABC，移二代，她也不同于父母辈成年后才移民到美国的移民第一代，当然更不会是纯粹的中国人。

        关于《喜福会》：这是一部女性作家状写女性命运，突出代际冲突与和解的家庭伦理 小说。由于母女两代成长的大环境迥异，这种冲突突显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特质，这后一点，既是该书吸引读者，从而畅销行世的一大原因，也构成一些作者迎合受众阅读心理的非议。它是谭恩美的处女作，也是迄今为止她本人最好的一部作品，是以英语写作的华裔作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经典移民文学作品。

        《喜福会》得名于女主人公母亲的麻将牌友会（书的标题编辑看了全书内容后修改的，谭恩美的原小说名为《wind and water》）。共有十六篇相互关联的故事，结构十分有趣，分为四个大的部分，正如麻将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每个故事由各个方位上的人开始叙述,每个大的部分又分为四个小的部分,总共是十六个故事，这十六个故事各自独立,而四位母亲和他们的四个女儿由各自角度出发，叙述每个人的往事，然后又把所有故事串到了一起。

        小说讲述了四位中国移民妇女和她们四位在美国出生的女儿（ABC）的生活片断和命运际遇，从母女关系的切入点展开了代际之间的种种冲突与最终和解，而冲突的很多内容，又体现了两代人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实质。身为第一代移民的母亲们，虽然远离了故土的战乱疾苦和家仇国难，但她们内心始终无法割舍与中国“难以言说”的族源情感，也难忘怀她们在故土的创伤与失落。而在美国出生的四家女儿们，虽然成长轨迹不尽相同，但共同之处都是出自少数族裔家庭，从小都经历了父母身为边缘和弱势所带来的潜在伤害和异样处境。

        书中精美与母亲争执的桥段，比较典型而准确地表现了移民母亲们对女儿的至深之爱：不是expectation,而是hope,即在母亲对女儿的种种苛求或者虚荣展示、与他人攀比的背后，都寄寓了母爱的希望：期望女儿们会比自己活得更好。这种中国式的母爱与美国式的独立两种文化价值观的隔膜和互不理解，在女儿们成长的烦恼中，为代际冲突增加了不少内容，导致矛盾不断升级：从小时的学琴学棋逆反，到成人后的规则厘定，母亲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拜访自己的女儿要先打电话预约；为什么女儿心里难受宁愿找心理医生也不向自己倾诉；为什么女儿和丈夫的账单条目要分的如此清楚……而女儿们也同样无法真正理解母亲的种种观念和做法，看不懂她们的潜台词，也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不用自己送给她的东西（并不是因为不喜欢，而是因为舍不得）；中国母亲缺乏美式的经常性拥抱亲吻，而是把爱倾注在盛给女儿各种美食之中。母亲对女儿婚恋的焦虑紧张，对女婿的挑剔、怀疑甚至不同程度的干预，其实都是在担心女儿会受到情感的伤害，重演自己年轻时的不幸……

        对喜福会及谭恩美其他作品的非议主要有如下：

        批评作者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出了一些常识性错误。比如，她把周王和周王朝弄混了；她笔下的月亮娘娘其实就是嫦娥；她还说洪家的屋檐有龙头装饰，而吴清家的豪宅卧室有龙床，这在中国封建皇权时代是犯讳大忌，会被处以极刑等等。 我的看法是：首先，上述于国人视为常识的错误，却不必苛求于谭恩美。她是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对族裔文化的了解来自母亲辈的讲述和一些以讹传讹的报道，一知半解完全可以理解，诚如谭恩美所说：“我是一个美国作家，我了解的中国文化是‘二手信息’。我写作是从美国人的角度，着笔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家庭。我不可能有中国人的视角，我并非在中国成长”。

        其次，她的一些听闻，未必是虚。比如龙纹装饰，在上古中国并不限于皇室，民间的建筑、花园和家俱也会出现，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寓意图腾和吉祥的一种装饰，只是后来的专制王朝，为加强皇权，有了一些限制，比如在龙爪的数量、伸曲姿态等等做了区别，但民间龙纹装饰并未杜绝。另外，母亲的故事已经是民国时期，中华大地没有了皇帝，母亲讲述的故事中出现的龙纹装饰，未必不真实。谭恩美说，她无法反驳每个质疑者，争辩哪些细节是真的，哪些只是想象，包括那根有象征意义的天鹅羽毛，谭曾说她确实收到其伯父从中国不远万里给她带来的一支鹅毛。

        此外，还有人指作者是故意迎合西方看中国的优越感或寻求所谓异国情调，刻意把中国写得落后野蛮、女性饱受欺凌。我的看法是：军阀混战、日军侵华和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国社会，确实战乱频仍，家园破碎，民不聊生，流离失所，正如记录片里家庭录相带上谭的母亲所说：真实的中国，比小说所写还要更糟！谭一直强调，这只是发生在她这个个体的家族故事，她反映的只是这一个或这几个移民家庭，虽然有一定共性，但绝不意味着所有的移民家族都有类似的苦难经历。如果不喜欢她写中国男人欺压妇女，蓄妾嫖妾，那指责她的人完全可以写或者去读另一个没有妾的故事。

        作为一位活跃的当代华裔女性作家，谭恩美代表华裔女性挑战男权社会的多重权威。《喜福会》中除了母女之间代际与文化冲突的主线，还反映了作者在女性意识的觉醒时代，对居于弱者地位的女性抗争的关注和思考。无论是处于贫弱战乱的中国，还是生活富足的美国，男权的表现也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两代女性都走出了一条以我为主，独立而坚强的勇敢之路，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呈现了女性解放的光辉，令人动容，值得尊敬，这就是谭恩美作品的价值所在，也是其作品由流行而入文学经典的关键之处。

        总之，谭恩美在她的喜福会和其他作品中，通过描写母女间的代沟和隔阂冲突，探讨了第一代移民在族裔文化与异质文化即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艰难求索这一富有普世意义的重大主题。这就是身为少数族裔的谭恩美能够跻身美国文学经典作家之列的重要原因，也是今天反亚裔歧视时局下《喜福会》仍会予我们现实感触的文学魅力。

        尚虹还探讨了究竟是用母语写作还是英语写作的问题。基本上，从单纯语文水平高低的角度看，母语写作优于非母语写作，非母语英语写作优于翻译作品。任何两种语言的互译，都会有“意思虽在，意味全无”的问题。不过，近年也有了翻译作品在国际上获奖的文学作品，比如莫言的作品。而以哈金、裘小龙等为代表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从中国大陆去美国的新移民，以非母语写作获得了英语世界读者的认同。除了使用的写作语言，还有写作内容的不同。不少华人作家，写作的对象仍是故土故人，比如哈金的书，全部内容都是写中国，记录的都是各个时期不同城乡的中国人和他们的生活。而谭恩美的《喜福会》，虽然笔下的母亲、外婆的故事是中国本土的，但她的着眼点是母女两代价值观的文化差异，其看古老中国的视角也不同于第一代移民，当然也不完全是西方看东方的视角。

        《喜福会》中译本版本众多，中国最早翻译The Joy Luck Club是中国作家程乃珊。

二、北美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陈瑞琳顾问讲话：

        今天聊的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在北美大地，华人文学正在蓬勃发展。这里面有华裔文学和华文文学。我们看到，华裔文学目前已经走进了主流文学。谭恩美女士的《喜福会》，不仅是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已经成为美国移民文学的经典。她的作品为后来的华裔移民文学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的不同特点。第一代移民，他们辛苦、执着，在两种文化中纠缠，他们首先无法割舍祖国的血脉亲情，第二，他们面临两代人的痛苦隔膜，彼此关心又伤害。第一代移民总是具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焦虑，每一个女性，都是一部艰辛的长篇小说。这些焦虑至今依然是海外移民的艰难又痛苦的经历。只是内容有些变换，场景有些变换，但主题是一样的，所以谭恩美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作家。在她之后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华裔作家。比如汤婷婷的《女战士》，包柏漪的《春月》，严君玲的《落叶归根》，格斯里的《中国小子》，哈金的《等待》，闵安琪的《红杜鹃》，陈达的《山色》，任碧莲的《美国人就是这样》，伍绮诗的《无声告白》，李翊云的短篇小说尤其受到关注，她的短篇小说集《千年修得共枕眠》被誉为具有契科夫、门罗的风范。在我看来。现在的北美华文作家也是非常厉害，因为写华文文学也是非常具有挑战。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如何表达华裔未来的命运，将会成为中外社会关注的焦点，但最重要的一个主题，首先是如何树立华人在海外的形象。

三、北美著名散文家刘荒田顾问讲话：

        美国首屈一指的华裔作家谭恩美在80年代，写过一篇题目为《母语》（Mother Tongue）的随笔，文中说，长久以来，她使用两种英语，一种是从学校和书籍学来，用于写作和演讲的标准英语，另一种是和母亲交流的家用英语。她的母亲是上海人，姓杜，英语程度按说并不低，读英文《富比世报告》，听广播“华尔街一周”，天天给股票经纪打电话。而且，在女儿听来，母亲的英语“生气勃勃、直截了当，无论观察力还是想象力都够丰富。正是这种语言，帮助我形成观察和表达事物的方式，帮助我理解世界。”可是，移民的先天局限也显而易见，母亲的英语是破碎的、残缺的，换个好听点的说法，叫“有限”。为此，她自己固然吃了许多亏，百货公司、餐馆和银行的人不把她的话当话，不提供好的服务，假装听不懂，甚至推说没听到她说什么。还带累了女儿，谭恩美求学期间，英语从来比数学的分数差。教主流社会啧啧称奇的是，这个英语科老拿B，偶尔拿B＋的移民后代，竟成为当代的名作家。谭恩美说，她的小说，无论《喜福会》还是《灶君的女儿》，都是母亲的故事。“不管批评家怎么评价我的作品，我明白我已经获致成功，因为母亲读完我的书以后，给了我这样一个裁断：读它可一点不难。”

         好在，我们这些移民不必为一口丢人的英语自卑。谭恩美小说中漂亮的英语，据她说得益于母亲――不但母语，还有母亲的洋泾浜英语，“我开始全用随我成长的英语来写故事，这种英语就是我和母亲说话时用的（因没有较好的措辞，它可能被指为‘简单’）：这种英语也就是母亲对我说话时用的（因没有较好的措辞，它可能被指为‘破碎’）；这种英语也是我翻译母亲的中国话时用的（理所当然地，它被指为‘平淡乏味’）。”然而，作家由此形成了崭新的语言风格。

四、加华笔会创会会长林楠点评：

        尚虹以自身的学识底蕴和充满思辩的文字表达，赢得读者的喜爱。今天，她透过对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长篇小说《喜福会》的赏析，让人们更进一步见证，优秀的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血肉关联。

        尚虹以谭恩美《喜福会》作话题，很有深意。当年，谭恩美以书写华裔女性边缘化处境为主题的《喜福会》，在主流社会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不仅文本成为畅销书,还改编成电影。

        时隔数年之后，在新冠疫情蔓延下，在种族岐视泛起时，《喜福会》再次被主流社会关注，仅此一点，就足以引起人们的深思。

        引发深思，显然是本次讲座一个重要的文学意图。

        《喜福会》在美国持续受重视，无疑是近年来，海外华文文坛出现的一个不得不让人特别珍视的亮点。正是这个亮点，让人们意识到，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自身就有超越观念制约的份量和光亮。

        谭恩美的作品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谭恩美在美国社会的地位也早已超越了少数族裔作家代表的身份而成为美国的一位著名作家。

        谭恩美现象，正在实践着一个新的文学观念，那就是不局限于仅仅拿文学本身说事，而是要找到并理清不断变化的文学与社会的复杂关系。

五、《加华文苑》编委王志光点评：

        四位母亲和她们四个女儿的十六个故事以蒙太奇和闪回的形式穿插交织，在时空腾挪跳跃中表现了中西方两种文化和文明的碰撞、冲突和妥协，诠释了华人移民家庭中两代人情感、精神和心灵上的追求、期望和苦闷的心路历程。

        感谢尚虹的文章，我才首次观看了谭恩美这部红极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获奖电影《喜福会》，回味了现代华人移民的酸甜苦辣。

        记得九十年代末朱镕基总理访温会见侨民代表时说道：“我知道，你们每一位移民身后都有一部血泪史。”话音刚落，全场哭声一片，更有下跪嚎啕者。彼时彼刻，每个人都勾起了新老移民心头的酸楚和经受的苦难，唤起了他们对祖籍国和祖裔文化的无限眷恋。

        华人移民都是怀着诗与远方来到了北美这块新大陆，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特别是对子女寄与了极大的期望。我想，这也是这部电影能引起我们共鸣的原因。但是，现实是残酷的。不仅有为安身立命而经历的艰难挣扎，更有精神层面经受的炼狱般的痛苦。每个华人移民家庭几乎都遇到过与子女之间的文化冲突，而这种精神上的烦恼常常是我们痛苦的主要原因：都是为了孩子，结果却是这样！

        几千年来，黄土地孕育出来的农耕文化左右着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加上积贫积弱的大地上人口众多，要想在千千万万的同类中出人头地谈何容易。这就造就了华人移民父母期盼着儿女鲤跳龙门成为人中龙凤，希望在他们的身上实现自己的理想。文化使然，人性使然。

        所以，尚虹在亚洲文化月之际重提《喜福会》是件很有深意的事。因为这部作品已经成为英文文学的经典，成为西方社会了解中国文化、认识中国人的一个窗口。其次，这部作品即便在介绍中华文化方面有不尽人意之处，但其折射出来的中国人对真善美和人生价值的不懈追求、中国人的忍辱负重、以德报怨的善良之心在以我为中心的西方文化面前，还是熠熠闪光，彰显了人性之美。

        在因疫情而歧视华人日烈的今天，尚虹重温移民文学代表作的《喜福会》益发显得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意义就在于，利用西方人认同的认识中华文化的窗口，从历史的深度和文化的高度展现中华美德，从多元的角度充实和丰富失之偏颇的所谓的普世价值，占领道德高地。因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决不能只是西方针对中国或贬低中华文化和华人的工具，而应该是包涵和体现世界上大多数人观念和追求的人性宣示。并不是只有西方人才品德高尚，人性善良，代表了十几亿中国人的中华美德也是普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尚虹的文章，无论是时政文论抑或散文游记或史料介绍，都有一种平抚心境、平息浮躁、消弭戾气的作用。这归功于她的平和、朴素及富有张力和景深的文字。这平和，源于她平静的心态，不浮躁，不求闻达；这朴素，体现了她的为人，与人为善，不极端，不冒犯；这张力和景深，则得益于她对史实、真实和现实的尊重以及她做学问的踏实和认真。

        所以尚虹的文章以理服人，以史为本，以真为准；她的文字清新而不失厚重，朴素的行文逻辑推理严谨，蕴含着深邃的哲理，颇具历史的深度和广度。她的文章夹叙夹议，以真实的史料为依据阐述己见，绝无想当然的“我觉得”之类的臆断，也无“事后诸葛亮”的马后炮，更无 “如果”“假设”之类的肤浅。更难能可贵的是，尚虹常常会以春秋手笔喻理示人，针砭时政，令人回味无穷。其实，她的这篇《喜福会》介绍就是一篇春秋妙笔，夹叙夹议，借文留白，从历史的纵深探寻华人移民的心路历程，彰显中华文化和中国人的和为贵、包容忍让和与人为善的美德。

        没有对中国历史深刻的体悟，就无法把握中华民族的脉搏。囿于生活环境的限制和个人所受教育的影响，谭恩美在写东方祖籍国的故事或史实时必然带有先天的不足。所以她只能用英文写作，并以美国人对中国、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浮光掠影的了解去讲华人的故事。与之相映，深厚的史学根基、长期史籍编撰的经历，加上做学问的严谨，令尚虹在介绍文学作品或议论时政、臧否人物时具有旁人无可比拟的历史厚度和纵深的视野。对《喜福会》这样一篇移民文学的点评文字尽显出笔者与作者的差异与格局，奇文共欣赏！

        若想读清新且厚重的文字，若想体验质感文字的高妙，就去欣赏尚虹的文章吧。

六、加华笔会作家杨立勇点评：

1. 族裔身份认同：早期中国移民游移在主流社会之外被边缘化，虽然他们极力想向主流社会靠拢。第二代华裔虽然语言，文化都与主流社会无异，但他们的亚洲脸仍然是阻碍他们融入主流社会的一大障碍。我们看到，华裔子女长大以后，他们的社交圈子依然是与他们一样的只讲流利英语的亚洲面孔，而鲜有其他族裔的好朋友，更遑论白人朋友了。种族间的玻璃幕墙固若金汤，难以打破，是一种新型的“种族隔离”。我们往往总是会把这种“种族隔离”怪罪于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但是，反过来我们是否需要也自省一下，我们为了融入主流社会做出多大努力？我们新移民花多大力气去学习英语？去了解本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内容？说实话，至少在加拿大，“体制性种族歧视”已经不是普遍现象。仇恨犯罪也大多是孤立事件。加拿大法律，司法机关都有针对仇恨犯罪的司法程序和定罪标准。我们不要动辄就把它们放大为种族歧视。

2. 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伦理关系（母子，夫妻，岳婿）：第二代华裔与他们的父母（第一代移民）有着难以逾越的语言和文化鸿沟。一方面他们从小还是被包围在中国文化的氛围里长大的，虽然这不是他们所愿意的，但他们别无选择。而他们从小接受的正规教育却完全是西方的。所以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他们不得不整日穿梭于两种文化之间：回家要与英语不流利的长辈们虚与委蛇，敷衍应付；走出家门马上要调换到主流意识的频道上。他们的独立意识与中国传统孝道会发生激烈的冲突。被边缘化的父母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融入主流社会，但是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保留某些中国传统观念，对他们过于西化的言行举止看不顺眼，甚至横加干涉。

3. 与自己和解：不必为融入主流社会而过于刻意。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西方社会的人口构成不断发生微妙的变化，主流社会的构成也随之发生质的变化，原来铁板一块的以白人为主体的主流社会已经四分五裂，新兴的少数族裔利益集团正在形成和日益壮大（印度裔，华裔在经济的崛起）。主流社会的权贵精英为了选票，会开始讨好少数族裔而牺牲草根白人阶级的利益。“政治正确”与“身份认同政治”的风行一时，让少数族裔的声音开始有了分量。多元文化的核心，实际上还是一种种族分野，但是，只要他们在同一种社会制度下，同一种法治下各扫门前雪，live and let live，和睦共处，即使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又何妨？最近流行的“身份政治”，也说明现在的大趋势是，人们更愿意按照其种族背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去结盟，而随着这个社会的多元化，各种结盟团体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分，很难再用所谓主流与边缘来区分这个社会的分野了。以我自己为例，我在加拿大生活了30多年，我从来没有为有没有融入主流社会而纠结过，烦恼过。我的工作圈经常要和西人接触互动，但也仅限于工作上。大家都按照规矩办事，客气和睦，但除了工作以外，没有更深一层的关系。而生活圈子基本还是华人朋友。我觉得尤其是在温哥华，华人没有很强烈的边缘化感觉，反而好像是当家作主一样。特别是到了列治文，仿佛就有“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那种感觉。

        讲座历时2个多小时，专家侃侃而谈，听众聚精会神，现场提问交流踊跃。

问：陈瑞琳老师您好，谭恩美是用英文写作，这应该是她的作品很快被西人认可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有很多人用英文写作，包括张爱玲也写了很多英文作品，结果不如意。请您谈谈她与其他几位华裔作家英文写作的情况，以及对华裔文学的推动。

陈瑞琳：我觉得用汉语写作比用英语难，或者说用英语写作门槛并没有那么高。比如闵安琪初到美国，英语大字不识，从看《芝麻街》开始学英语，用英语写了20多篇还上了主流排行榜，说明英语训练比中文训练容易。张翎和严歌苓可以用双语写作，但她们觉得用中文写更流畅。张爱玲虽然尝试过用英语写，但她身不逢时，遇到了一个不重视移民文学的时代，最后没能成功。

问：刘荒田老师您好，谭恩美里面描写的移民母亲同当地出生的女儿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孩子认为自己是本地人，可是当他们真正步入社会后，又会发觉他们终究和西人之间是有差异的。而且西人并不因为这些华裔子女做事西化、英语纯正，就会归入西人的圈子。这种现象到现在也是社会通病，您怎么看待这一社会问题？

刘荒田：我的立足点是同化不可逆转。孩子和孩子的后代被西方同化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老人应向年轻人靠拢。在家我和孩子们讲英语，孩子如果听不懂你的中文，会逐渐和你疏远。假以时日，他们会融入主流社会。美加是开放社会，是不愁移民的，顺其自然吧！

问： 据说对亚裔的攻击等主要是由于亚裔占小便宜，如领取免费食物等，不知道是否正确？如何看待民族的劣根性？

杨立勇：人性的恶存在于任何人种，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等很多因素造成民族的劣根性。占小便宜的劣习，不仅华人有，其他人种也有，不能一概而论。

        本次文学讲座取得了圆满成功，所述议题远远超出了文学现象本身，正如创会会长林楠所言，“要找到并理清不断变化的文学与社会的复杂关系‘。 荣誉会长微言评价说，“很有深度的文学讲座！很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