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树后的房子（节选）
作者：哈金
室友搬走后，我担心陈太太会涨房租。我一直租用半间屋子，每月付三百美元。如果房东要我多付钱，我就不得不另找住处。我喜欢这座殖民式的房子。房前长着一棵巨大的樱花树，细枝垂摆，虽然已是初夏，开花季节已过，仍然引来许多鸟，给人田园的感觉。房子靠近法拉盛市中心，你可以听到缅因街上交通的嗡嗡声。这里离我干活的地方也不远，去哪儿都很方便。陈太太住在一楼，我住在二楼，同层还住着三个女人。我以前的室友是个木匠徒工，他刚搬走了，原因是三个女房友都是妓女，经常在这里接客。说实话，这也让我不太舒服，但我已经熟悉了那些姑娘，尤其喜欢小巧的阿虹。她二十出头，是越籍华人；她父母三十多年前从中国迁居到堤岸市，那里的房地产在西贡垮台后便宜了许多。还有，我初到纽约，孤身一人有时很难受。如我所料，那天傍晚陈太太上楼来了；她身材粗短，鼻子旁边长着一个大痦子。她坐下来，拍拍染黑的头发，对我说，“万平，现在你一个人用这间屋子，我们该谈谈房租吧。”
“我没法比现在付得更多啦。你可以再招一个房客。”我朝她身后的空床摆摆手。
“嗯，我可以登个广告，不过我另有打算。”她冲我探探身。
我没吭声。我不喜欢这个福建女人，觉得她太油滑。她继续说，“你有驾照吗？”
“我有北卡罗来纳州的驾照，但不知道能不能在这里开车。”有段时候我曾为夏洛特市外的一家农场运送过蔬菜。
“那不是问题。你可以把它换成纽约的驾照–容易得很。车辆登记处就在附近。”她笑笑，露出豁牙。
“你要我做什么？”我问。
“我不多收你房租。你可以一个人用这间屋子，不过我希望姑娘们晚上有外客时，你能开车接送她们。”
我尽量保持冷静，回答说，“那合法吗？”
她咯咯笑起来。“别怕。姑娘们去酒店和私宅，不会有警察冲进去的–很安全。”
“我每星期得开多少次？”
“不经常，最多四五次。”
“你也为姑娘们付饭钱吧？”
“对，除了长途电话外，什么都包了。”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的女房友们总在一起吃饭。“好吧，我晚上可以给她们开车，但只能在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区。曼哈顿太可怕了。”
她尖笑了一声。“没问题。我不会让她们去那么远的。”
“另外，我干活的时候能跟她们一起吃饭吗？”
“当然可以。我会吩咐她们的。”
“谢谢。”我停顿了一下。“说实话，这里有时候真孤单。”
一个狡猾的笑容掠过她的脸。“你可以和姑娘们玩玩嘛–她们会给你优惠价的。”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离开前，她要求我对这一切保密，她需要我帮忙是因为想让她们出去时觉得安全。嫖客们如果知道有个司机专供妓女差遣，就会高看她一眼，对她好些。我瞧见过车库里的黑奥迪。好几个月没开车了，我真怀念汽车曾给我带来的自由感觉，好像如果高速公路上前面没有车，我就能腾空飞起。所以我挺盼望开车带着女人们出去跑跑。房东离开后，我站在窗台旁，面对前街。樱花树冠纹丝不动，足有四十多尺高，一大团枝叶茸乎乎的，由繁星点点的天空衬托着。远处，一架飞机–一串灯火–无声地从几片烂布般的云彩间穿过。我知道陈太太给我的活儿会把我卷入非法的事情，可我并不担心。我习惯了生活在妓女们中间。
这家妓院没有名字。我有一回在厨房里看到一份报纸上的广告：“梦中天使–亚洲各国女孩，身材美妙，热情温柔。”除了电话号码，上面没给别的联络信息，而且那是三位女人合用的电话。见到那个广告，我差点笑出来，因为她们三个都是中国人。当然，阿虹可以算做越南人，越南话是她的母语。娜娜从香港来，说普通话有口音，可以装作马来西亚人或新加坡人。但高个子的莉莉是上海来的大学生，虽然英语说得好，她里里外外都是中国人。这里的电话全由她接。我估计暑期一结束她就会返校，那样陈太太就得另请一位二十几岁的姑娘，并要找英语说得流利的。不过，我拿不准我的房东是不是她们真正的老板。女人们经常提起一个叫老鳄的人。我从没见过那家伙，但听说他在这一带拥有一些见不得人的生意……
我喜欢跟房友们一起吃饭。晚餐比较晚，通常在八点左右，但这对我倒挺合适，因为我一般七点才能离开工厂。除我之外，经常还有别的男人跟她们吃晚饭–嫖客们可以免费用餐。吃的都是些家常饭–白米饭和两三个菜，一个是炒肉或炖肉，其余是蔬菜。有时她们做一个海鲜来替代素菜。但汤是每顿必有的，常常是菠菜汤，或水芹汤，或笋片汤，总要加些海米、豆腐或蛋花，甚至锅巴。三个女人轮流做饭，每人一天，要是哪位忙着接客，另一位就替她下厨。有些嫖客留恋桌上的气氛，屁股特沉，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拉家常或侃大山。
只要桌上有另一个男人，我就默不作声，尽快把饭吃完，退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自个儿看看电视，或玩玩纸牌，或翻翻杂志。但是，当桌上只有我一个男人时，我就尽量多呆一会儿。女人们好像喜欢我在她们身边，经常开我的玩笑。阿虹不仅长得最漂亮，而且厨艺最好，不用很多佐料，而莉莉用糖太多，娜娜什么都要用油炸。一天阿虹炖了一条大鲳鱼，炒了芹菜土豆丝–两个菜都是我最喜欢的，虽然我从没对她说过。那天晚上她们都没有客人，所以七点半开饭，大家不紧不慢地吃起来。娜娜告诉我们，“今天下午我接了一个家伙，他说女友刚把他甩了。他在我房间里哭了，让我好为难，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我只能说，`这事你应该想得开。`”
“他付你钱了吗？”莉莉问。
“当然了，他给了我八十美元，什么也没做。”
“嗯，我不明白他为啥来这里。”我说。
“也许要找个人聊聊。”阿虹插了一句。
“谁知道呢，”莉莉说。“可能他要看看能不能和别的姑娘做那事。男人都是软蛋，身边没女人就活不下去。”
我从来就不喜欢莉莉，她跟我说话时总是半合着眼，好像不愿多费神。我说，“单身汉到处都是，大多数活得挺好。”
“像你这样，”娜娜插嘴说，咯咯笑起来。
“我单身是因为太穷，娶不起老婆。”我坦白说。
“你有女朋友吗？”阿虹问。
“还没有。”
“那么我要不是干这行，你愿意和我拍拖吗？”娜娜问，鹅蛋形的脸绷得紧紧。
“你的品位对我来说太贵了，”我说，笑了起来，虽然只是半开玩笑。
她们都笑了。娜娜继续说，“别傻了，我会给你一个大优惠。”
“我可不能沾你的便宜。”
我的话又让她们大笑起来。不过我说的是实话。如果我跟她们中一人上床，就得也跟另外两人睡，那样花销太大，而且很难在她们之间保持平衡的关系。另外，我拿不准她们是否都干净、健康。即使她们没病，我也不喜欢莉莉。最好还是别陷进去。
这时电话响了，莉莉拿起话筒。“你好，宝贝，我能为你做什么？”她用甜密密的语调说。
我继续吃饭，好像不感兴趣，但仔细地听着。莉莉告诉对方，“我们这里有好多亚洲女孩。你想要什么样的呢，先生？……是呀，我们有……当然漂亮啦，个个都漂亮……至少一百二……哦，那是你和小姐之间的事，先生……等等，让我记一下。”她抓起笔，开始写下地址。此时阿虹和娜娜吃完了饭，知道她们其中一人得出去见客。
莉莉对话筒说，“明白了。她半小时内就到……绝对啦，先生。谢谢，再见。”
挂上电话，莉莉转过身说，“阿虹，该你去。那人姓韩。他要一位泰国小姐。”
“我不会说泰国话呀！”
“说几句越南话，让他听明白你不是从中国来的。只要你能迷住他，他才分不清你是哪国人呢。”
阿虹回到她的房间去刷牙并打扮一番，莉莉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们要去的地点–双喜酒店里的一个房间。我知道怎样去，开车送过她们几回。我戴上棕色的鸭舌帽，帽檐儿半掩着我的眼睛。几分钟后阿虹出来了，准备动身。“哇，你好漂亮啊！”我说，十分惊异。
“是么？”她抬起胳膊，微微转身让我从侧面看看。她腰肢轻盈，腰根凹了进去。
“像只小狐狸，”我说。
她拍了一下我的胳膊。她身着乳白色的迷你裙，涂了口红，但她更像是一个花坏了妆的小女孩，脸蛋儿比她娇小但曲线清秀的身材要老成些。她肩头挎着斜纹布钱包，走起来两腿和臀部微微扭动，好像就要跳起来。我们一道下楼去了车库。
酒店坐落在一条繁忙的街上，两辆大巴士停在正门前面，其中一辆仍从尾部排着废气。一群游客在收取他们的行李，一位导游冲他们喊叫，要大家一起进去登记住店。我找到一个安静的街角，停下来让阿虹下车。“如果要我上楼去就给我打电话，”我对她说。“我在这里等你。”
“谢谢啦。”她关上车门，漫步走开，像是酒店的住客。我仰靠着座背，想打个盹儿，心却沉了下来。她年轻美丽，不应该这样出卖自己。是的，她不得不定期给父母寄钱，但有的是别的办法谋生啊。她不笨不傻，可以学会一种体面的行业。她在越南念完高中，会说些英语。我从饭桌上得知她是非法居民，而娜娜有加拿大绿卡，莉莉持学生签证。她们的确能挣些钱，但绝不像报纸上招聘按摩师的广告所许诺的那样：“月薪两万以上。”通常，上门来的嫖客付她们一百美元，其中四十美元归陈太太。有时候客人会给她们些小费，在二十到六十美元之间。娜娜削瘦，相貌平平，嘴有点儿瘪，所以她给来客开的价是八十美元，除非来访者是老男人，有现金挥霍。碰上好日子，她们付了房东后，每人每天能挣两百多。偶而有些可恶的顾客不但不给小费，而且还顺手牵羊。莉莉有一回丢了一对银手镯，被一个自称也来自上海的家伙偷走了。
我跟阿虹打听过出入酒店和私宅的情况。她说每次能比在家中接客多挣三四十美元，但危险也大些。一天晚上我开车送她到国际旅店，去见一位嫖客；到达时她发现套间里有两个男人。她要转身离开，但他们把她拽了进去，狠狠地折腾了她一通，使她觉得两条腿都不是自己的了。她只好脱下高跟鞋，光着脚走回到车里。回去的路上她哭了一道。她第二天病了，但不能去诊所，因为没有健康保险。我建议她去阳光药铺见梁大夫。她花了十美元会诊费；老医生给她号了脉，说她肾虚，肝火也太盛。他开了副草药，帮她康复了。后来我要陪她进酒店并在走廊里等她，但她不让，说那样太惹眼。我在车里睡不着，心里想着阿虹。她在里面见什么样的人？她还好吗？要是那嫖客年轻英俊，她喜欢跟他做吗？她做起来像个婊子吗？有时候我夜里睡不着，心里胡乱地想着她，但白天清醒时，我总和她保持距离。我明白自己只是个血汗工厂里的熨烫工，细胳膊细腿，其貌不扬，也许根本贴不上好模好样的姑娘，但找个荡妇做女朋友也实在太丢人了。顶多我可以是阿虹的好朋友。
今晚有点儿蹊跷–她不到五十分钟就回来了。看见她完整地回来，我很高兴，虽然她两眼泪汪汪的，放着坚硬的光芒。她侧身滑到乘客的座位上，我启动车，离开了路边。“怎么样？没事吧？”我问，担心嫖客发现她不是泰国人。
“又倒霉了，”她说。
“怎么了？”
“那人是北京来的官员。他要我给他开个收据，就说我卖给他药品什么的。我上哪儿去给他弄收据啊？神经病！”
“他跟你砍价了吗？”
“那倒没有，可他把我的乳头咬得好狠呀，肯定流血了。回去我得赶紧涂些碘酒。我的客人会以为我染上了什么病。”
我叹了口气，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穿过三十七大街时，我说，“你就不能做一种不这么危险的行当吗？”
“你给我找份工作，我一定干。”这话让我哑口无言。她把一张十元美钞塞到我手中，这是女人们默认的规矩–每回我开车送她们，给我同样的小费。实际上，只有阿虹和娜娜这么做，因为莉莉不出门见客。
我谢谢阿虹，把钱放进衬衣兜里。